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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与大国“论战”双重背景下的国际共生理论:一种理论史的视角

作者:毕雁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8月26日 时间:2021-09-13

冷战结束后不久,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在研究两极格局塌陷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讨论权力政治和国际治理的两种逻辑到底孰优孰劣,争辩美国霸权对于支撑即将到来的世界新秩序的意义,关注中国和平崛起对于全球治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郭树勇,就国际共生理论产生的背景及意义等进行深入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一下共生理论登场的时代背景。

郭树勇:经过10年左右的学术激荡,21世纪初,关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进入新阶段,“中国学派”的说法应运而生。虽然其不乏概念上的稚嫩和学林间的歧见,但它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学界发出了切磋理论技艺、增强知识话语权的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反思格局之变,提出了“新欧亚主义”,印度国际关系学界重拾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了“新东向政策”;此外,西方也迫不及待地围绕世界秩序之变调整其国际关系思维: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登场,特别是社会建构主义更是上升为美国学界的主流,以图对由新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加以修补。如果对上述三类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交锋交流较以往更加频繁、平等和多元。实际上,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20世纪初一样,既呈现出东西南北中交融发展的特征,又呈现出国际关系理论大国竞争甚至大国“论战”的特点。与10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元素增大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理论话语权上升成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重要维度,习近平外交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正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这场文明互鉴、大国“论战”的背景下,“中国学派”的重要力量之一国际共生理论(又称国际和合共生主义)闪亮登场了。20年来,国际共生理论的学术进展可圈可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什么说国际共生理论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它与中国古代和合主义和共生思想有何不同?

郭树勇:说得具体一点,其学术成就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是论证新思维、提出新概念、开展新批判。所谓论证新思维,主要是,它从学理上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和合共生思想。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多元多样和合共生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的好处是能够更好地应对日益变化了且逐渐居于主流的多极化政治世界、多样化的文化世界和多变的信息社会。由于客观物质世界和实践世界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或言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新思维一定是要以和平、和合与和谐为目标。

然而,国际和合共生的思维又不是中国古代的和合主义和共生思想的翻版,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强调和合时,本着强化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或者藩属国的政治支配,封建统治者能够居于天人合一、阴阳相济的中心,他们的和合思想从根本上是伴随着王朝战争、朝贡体系和专制统治等政治压迫。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头脑里那个或兴或亡、大道之行、与民同乐的天下,终究比不上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今天提出的国际和合共生主义,不是古代词汇的简单拼装,而是一种符合时代特点、凝聚新中国外交精神的多元和合思维,是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在21世纪的新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国际共生理论产生后对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

郭树勇:国际共生学派的第二个理论成就是尝试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概念是理论的基础,“中国学派”迫切需要中国概念。20年来,围绕国际关系中的共生观念,上海学者提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概念,比如,国际共生、国际社会共生、共生性国际体系、共生性机遇、和谐共生、和合共生、共生安全、多元共生格局、共生秩序、共生外交等。由于共生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向性,因此,将共生一词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概念进行糅合,往往能够创造出新的学术概念,这些新概念容易鲜明地改变国际关系概念中固有的现实主义特点和军事化意蕴。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理论从其本源上讲,是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化时间最早、学科化贡献度最大、影响面也最广,在这方面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很多基础性概念是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概念派生发展而来的。由于共生理论本质上是讲国际社会共生,核心是社会性共生而非生物性共生,因而,较多地属于理想主义的概念范畴,需要能够用来对现实主义概念进行改造。从以往的国际共生理论发展的经历看,这种概念改造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将过去的现实主义概念作两分法处理,另一类是将适当可取的概念的前面加一个限定词。奉行理想主义理念的国际政治学者认为,限制现实主义思维仍然是未尽的事业。原以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论战,现实主义早就丧失了其理论活力,恰恰相反,变局之下,地缘政治、强权政治、保守主义政治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弹力量,现实主义仍然控制国际关系基础性概念的阵地。在普通的国际关系概念前加上一个“共生”,人们就会欣喜地发现,这个赋予共生观念的概念似乎令人脑洞大开,似乎揭示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新天地”。比如,通过区分出共生性国际体系和非共生国际体系,我们能够深入反思过去那些不正当的霸权秩序,更加明确地将追求共生性国际体系作为当今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在安全这个概念前加“共生”一词,我们就将新安全观讲解得泾渭分明、推陈出新,共生安全给那些不自由的安全戴上了笼头。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共生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思维进行了哪些批判?

郭树勇:国际共生理论第三个也可能是最为显著的理论成就,是其对西方国际政治思维的哲学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其强项与弱点,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它过于推崇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虽然二元对立是东西方的普遍思维现象,但是就治理世界而言,东方无疑比西方拥有更多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然而,东方的这种治理智慧未以系统的形式被西方世界传承,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实现科学化之前就被西方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及资本主义世界统治所打断。十字军东征的善恶之斗,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与专制之对立,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国家与挑战国的更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既定政治规律。在西方学者看来,权力对抗权力是天然的、合法的、也是有效的,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了国际对立,如何实现国际一统呢?西方产生这些根本性思维定势,与其文明源头有关,也与其物理学传统有关,更与经济全球化以来近代殖民体系的推行及其主权国际体制的运行有关。我们承认,面对变局西方也在调整其国际思维,但是显然受到其政治与文化局限性的制约而日益落后。

经过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社会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批判风暴,西方理论家比如温特,也在其国际政治社会学学说中允许多文明条件下的世界秩序构建之路,然而,他们刚刚开了一扇门,就很快把它虚掩上了,因为其主流理论并不允许过多研究多元多样文明的问题。这扇门之所以没有完全关闭,一是因为只要留着它就可以有空间去从学理上反击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反攻;二是因为它不能无视一个世界秩序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可阻挡来临的趋势。然而,主导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西方理论还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仍然改头换面地出现为美国战略界出谋划策,这么一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挺身而出,担负起持续批判强权政治理论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和合共生主义,以中国传统的和合主义思想、国际社会共生的理念、新中国70多年来的和平外交路线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强权思维、二元对立思维进行比较持续的批判,形成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从以往的学术贡献看,国际和合共生主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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