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全球变化。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变化有其历史的必要前提。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探索主体主要是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一百年前即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很多因素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今天，成功引发了中国10多亿人口和世界各地人们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些并非粉饰人民尤其是穷人困境的抽象统计数字。比如，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到2020年底已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这不是最终定论，中国仍在不断改进自己的发展方式。其他国家知道中国适度而渐进地改进着自己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启发。尤其是在受当前世界各种问题以及其他发展模式困扰的背景下，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获取国家发展道路灵感的积极因素。基于此，这内在的要求我们必须去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当然还包括要去了解其深厚的中华文明渊源及其相关现实特征。 

我想，只有用历史方法来分析，才能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理解。在中国，有几个主要的遵循历史方法的理论潮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在中国过去数千年里，历史分析也被认为是传统知识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以一个世纪为单位计算的时间里，首先有必要提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事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帝制，随后的中华民国处于混乱状态。这一时期对于消灭旧政权，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政权结束后利用中国政局攫取利益的外国势力，都是很重要的。当时发生的社会动荡，包括帝制的短暂复辟、军阀割据、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酷斗争。就国际和跨国议程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国内生发展的外部干扰，并使中国人形成了必须以英勇无畏的抗争来对抗外国势力的意识。

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融合趋向，但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典趋同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是什么使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成为可能。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是，国际贸易不是仅在采用同一制度的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西方国家和中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体制，并可以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积极解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这被认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中国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由于在银行规则下对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国家得到巨额资本回报。许多西方导向的国家，其利润依靠积累，然后往往无效率地使用，而中国则将其利润投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其次，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得益于“大国效应”。经济范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是亚洲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其特点是采用了一种更具影响力的模式：飞龙模式。这种模式汲取了历史经验，把小而廉价的生产和贸易伙伴变成了一支主力军。在这里，通过改革开放进行实践学习的复杂过程比具体的改革更重要，即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更重要。中华文明传承中对教育和工作的认同发挥了作用。这些因素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正是在这一经济改革成功的基础上，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可谓是第二次革命。 

如果我们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第一次革命，1978改革开放看作是第二次革命。那么，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梦的提出，我们可以把2013年看作第三次革命的开端。“一带一路”倡议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更广泛的努力框架为基础。这一概念与中国的复兴息息相关，按目标顺序是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活动既有国内也有国外互动。这与我们把中国的发展理解为遵循中华文明某些特定方面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具有相关性。同时，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来，众多文明之间尤其通过历史上经过2000多年演变的丝绸之路几乎一直在相互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使这条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焕然一新。“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和多边合作基础上与中国开展合作提供更多机会。 

作者：[捷克] 胡北思，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译者：于海青、杨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