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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

作者:魏南枝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4-19

摘要:文化与社会总是处于互动之中,美国政治文化将种族矛盾作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自建国以来,盎格鲁—新教文化长期被视为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但是该文化的同质性要求使其社会包容性不足,与美国的多元社会构成和族裔不平等存在张力,形成了建设“文化大熔炉”理想和种族歧视实践之间的冲突,种族矛盾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20世纪民权运动之后,主张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有效解决美国的种族和族裔不平等问题,相反产生了新旧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同形式的种族矛盾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各族裔内部的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凸显,“选举导向”之下的两党政治从不同角度放大甚至炒作种族矛盾来掩盖、缓解或转移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试图以种族骚乱等形式来释放社会不满。此外,美国的人口和族裔结构变化等因素加剧了上述新旧文化认同冲突。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多元性;经济全球化;社会分裂  
作者: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20)。
 

 

 

“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美国社会文化应当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锚?还是应当坚持“美国的多元传统塑造了它的多维文明”?前者以“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所主张的美国文明性质应当单一、否则必然产生内部文明冲突的观点为代表,后者以卡赞斯坦在《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中所主张的美国自身历史进程就是由多元文明形式、多元文化传统和多元实践组成的观点为代表。
诚然,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矛盾和与其相关联的文化认同冲突是美国与生俱来的问题,加上被视为美国主流社会文化源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社会包容性不足,种族矛盾长期以来被美国政治文化视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种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但是美国的公共话语倾向于用种族和与种族相关联的文化等多重因素分析来解释个人的物质和社会成就(或失败),用财务安全和向上流动的美国梦等概念将社会不平等进行合理化,用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等试图缓和种族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分配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社会阶级结构表现为各种族、族裔之间和各种族、族裔内部的不平等性都在恶化,然而从阶级角度分析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仍是美国社会的禁忌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知,美国社会日益增强的不平等性正在加剧与种族矛盾紧密关联的文化认同冲突,例如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通过各种抗议表达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侵蚀美国文化认同的担忧。弗洛伊德事件引爆全美大规模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骚乱,反对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相对抗所代表的文化认同冲突等成为2020年的美国社会焦点。
当前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不再局限于白人与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裔之间的冲突,而是出现白人内部基于不同文化认同而相互对抗的新情况;种族矛盾焦点不再局限为各族群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是也聚焦于美国文化认同的内部撕裂——捍卫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美国传统文化认同与文化多元主义二者之间的对抗。本文从历史维度出发,分析为何今天的美国用种族矛盾释放社会不满、用文化认同冲突掩盖经济社会不平等。
 

 

 

一、文化大熔炉:社会包容性不足
作为移民社会,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由异质性人口所构成、规模庞大、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民族”。这样一个社会的自身性质或者精神内核是什么?一般认为,是新教徒的、大部分拥有盎格鲁—撒克逊背景的白人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文化模式。
但是美国社会自殖民地时期起就是跨民族、跨种族的,有白人、非洲奴隶、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种等之分,即使在欧洲裔白人内部也存在英裔、德裔、法裔、爱尔兰人、北欧人、斯拉夫人(东欧人)和南欧人等的区别。基于这样的非同质性人口与种族构成,美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甚至冲突性是与生俱来的。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和歧视等现象是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的常态,并被视为根源于“欧洲人没有文化多样性或宽容的传统”。因此,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长期以来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二者的紧张关系持续至今。这种紧张关系显然既不利于塑造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美利坚民族,也不利于形成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有别于欧洲,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到了美国区别于欧洲的特性,即“没有封建传统”;但是,“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区别于欧洲,但是与欧洲已有的历史发展是有着各种联系的。
恩格斯将美国视为“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所指的传统主要指欧洲的封建社会传统,而源自欧洲的文化(宗教)传统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关键所在。新英格兰地区诚然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但是其他北美地区的殖民者由于其来源的多元化,受到更多不同宗教派别的影响,北美大陆成为包括天主教和犹太教等不同教派教徒的宗教避难所,甚至有分析将美国的文化构成分为从政治到社会价值观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和竞争性的11个区域。显然,盎格鲁—新教文化当时并不具有唯一性和当然的正确性。
美国文化相当程度上传承自欧洲文明,但是美国文化并非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种微妙关系的形成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的分析进行理解:“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到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决定了美国需要以某种文化来标识其“美国特性”,也就是说赋予这种文化当然的正确性。
但是,为何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将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视为“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或者美国的“根本特性”?亨廷顿甚至将这种“美国信念”视为美国文化认同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哪怕将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小,只要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这种“美国信念”,美国就能够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
帕特南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所具有的“扬基精神”强调机会平等信念,有利于弥合美国建国之前就存在的内部区域文化差异,将交汇在此的各种文化进行融合以形成对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认同。当然,这种认知忽视了所谓“机会平等”不过是欧洲裔白人的特权,因为当时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连信奉机会平等信念的资格都没有。
迈克尔·曼认为,谋杀性种族清洗,撕裂原住民、非洲奴隶和异质性种族移民所具有的旧群体和固有文化特质等,是建立起美国这一“现代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ist democratic state)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结果。因而以构建一个“纯净的基督教乐土”为由大量屠杀印第安人的新英格兰地区代表的“扬基国”(Yankeedom)所信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成为后来美国国父们的精神信条。
马克斯·韦伯认为,盎格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他将美国视为“获得了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与盎格鲁—新教文化之间密切相关的巨大范例。与亨廷顿不同,后者理想主义地强调胸怀“上帝选民”的使命感、到北美新大陆寻求宗教自由的“五月花”号盎格鲁—新教徒们所具有的精神追求的作用,而马克斯·韦伯将美国梦的两个方面,宗教自由梦和发财梦结合起来了。发财梦对于大量探险者来到北美大陆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因为这两种梦想事实上同为美国的立国传统,发财梦与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具有精神上的内在契合性。
费孝通发现:“他们是流动的人民,最初从别的大陆移到这个地方……在这些人,只有祖国没有家乡……攀登成了美国人特有的性格;上升,上升,不肯停留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位上……”正因为美国人要求“不断上升”和崇尚“成功”,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的美国梦,强调在机会平等之下、人人皆可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追求个人自由(新教伦理)和物质财富(发财梦)可以互洽,而这种梦想和信念显然源自盎格鲁—新教文化。
两种梦想理论上可以互洽不意味着在实践中长期互洽。早在美国建国之前部分欧洲移民的行为就已经证明,对他们而言,追求发财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比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理想主义更有吸引力,“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抛弃了教会和圣餐仪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新世界得到尽可能多的土地和行动自由”。而建国后的美国,“宣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
这表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这些隐约不明的因素,使得从南北战争、镀金时代、进步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以经济民族主义体现的逆全球化思潮等,发财梦和(宗教)自由梦两种梦想始终处于既有合力又有张力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二者紧张关系的加剧,是今天美国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膨胀的资本权力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社会不平等性和文化认同冲突恶化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那么,为何被奉为“美国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未能使美国的资本主义保持其理性资本主义特点?也未能实现“文化大熔炉”(cultural melting pot)目标、避免美国陷入分化和衰落的危险之中呢?不妨回到盎格鲁—新教文化自身及其在美国建国以来地位变迁的历史进程来进行探讨。
最初美国独立战争带有保守色彩,只是寻求与宗主国英国之间建立一种理性、合理和互惠的关系;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走向寻求独立,北美殖民地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构建美利坚民族认同的过程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逐渐被树立为美利坚民族文化基础的过程,特别是大觉醒运动之后所强化的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选民”命运一体化的概念,美国国父们也是以该文化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思想基础。
美国建国后相当长时期里,为了确保代表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人的主体地位,“种族—文化”分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获得公民资格所要求的肤色、财产和宗教认同等要求本质上是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特权而不是普遍性权利。
例如在美国建国之初,这些种族歧视制度将居住在美国的人们清楚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定居者和移民(白人),另一种是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和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有色人种。又如建国初期的美国公民身份排他性规定具有多重性:不仅基于种族,还基于财产性和性别要求等多种要求。所以,享有公民身份的局限于占当时美国很少一部分人口的欧洲裔白人男性有产者,例如1789年第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只有4%的成年人投票。建国之初享有公民身份的绝大多数欧洲裔白人男性既是新教徒、又是资产(财产)所有者,他们认同联邦宪政根基、认同“上帝给了所有人以自由”的美国信念。
美国在建国前就已具有多种族多族裔社会的特点,其结果是多元文化的并存:盎格鲁—新教文化所代表的“美国信念”能够为当时占人口绝对少数的部分美国公民所认同,却并不当然地能够被其他群体所接受,甚至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逐渐成为基本共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名的意思,从汉语解读就是“合众为一”,即针对其多种族社会构成和多元文化格局,基于某种统一的“美国信念”或文化认同进行文化自觉意识和同质性文化的构建。
这种构建需要将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作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基础,但“美国信念”构建历程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根据“文化大熔炉”的社会同化目标,理论上要求无论是定居者还是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种族和宗教等的移民都应当放弃原生文化、转而认同代表“美国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也就是追求不同族裔都具有文化认同的同质性和“美国信念”的统一性,以符合“美国例外论”的要求。
在实践层面,这种追求同质性的社会同化目标却变成了种种社会排他性规定,产生了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建国初期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与英格兰文化差异不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来自南欧、东欧和亚洲的移民涌入美国,非洲裔奴隶逐步得到解放等,使得美国社会的文化异质性或文化多元性迅速增强。
于是,以“同化”为名的各种排斥有色人种的制度性安排层出不穷,非洲裔、亚裔和拉美裔等遭受过各种制度性歧视与排斥。例如美国立国之初宪法里的五分之三条款、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法典”、19世纪末颁布的《排华法案》等;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也曾经被视为最下等的欧洲人,遭受18世纪末《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规定的种种限制。
20世纪初强调“盎格鲁一致性”的“美利坚化运动”被称为是“文化大熔炉”主张者的一场“文化战争”,其目的是使19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从东欧、南欧涌入的移民遵循盎格鲁—新教文化而迅速转变为美国人。这场运动被一些人视为美国得以“统一民族国家”身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基础,但实际上却因为“文化大熔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并未被当时大量涌入的移民所接受、也未能成功地将大部分移民及其后代作为个体吸收进“美利坚”社会结构。
这种“文化大熔炉”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构成了今天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思想渊源,也奠定了今天“美国信念”论(白人至上主义认为自己代表“美国信念”)与文化多元主义二者对立的历史性基础。
 
二、文化沙拉碗:精神内核的不确定性
作为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社会包容性不足的缺憾,各种排斥性或歧视性的法案与规定不利于有色人种和部分欧洲白人移民(主要指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些被歧视的有色人种追求社会平等的历程本质上是有色人种主张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向白人看齐”)的斗争史。
例如非洲裔美国人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网络,但他们并没有对非洲文化的认同感、没有自己独立的宗教而是大都信仰新教。所以“黑—白”二元社会结构是美国白人主体族裔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等所构建出来的、而不是由非洲裔美国人基于自己独特的族群文化认同所主动推动的。他们非但不否定“美国信念”、还希望在实现种族平等之后,能够突破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制度性障碍而平等地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有权利享有“美国信念”。也就是说,被美国主流社会排斥的少数族裔缺乏冲击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意愿与诉求,追求对主流文化的融入而非社会对抗是后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的“平权”二字的真实意思。
但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客观上需要有大量移民,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来源越来越丰富,各种排斥性或歧视性的法案与规定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对原生文化的认同。因此,美国社会结构客观上越来越朝“文化沙拉碗”或“文化织锦”(tapestry)的方向发展,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多族群拼成的一幅镶嵌图画或多元文化并存已经是美国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换句话说,“在文化多元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理论之前,它在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变相证明了之前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锚的“文化大熔炉”的失败。
文化性歧视是抽象的、而制度性歧视与排斥是具体的。既然结构意义上美国社会已经是“文化沙拉碗”,为了赢得文化层面的正式承认,首要的是不同族裔赢得法律意义的平等。于是,基于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系列歧视性法规成为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争取公民资格和平等公民权的社会与政治权益斗争所向。
美国的少数族裔追求平等公民权的曲折斗争过程、特别是反击严酷的“美利坚化”运动的各种理论宣言等,反过来强化了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排他性形象、弱化了其试图实现的“统一化”或“同质性”作用,为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后来赢得“政治正确”主导地位提供了思想和社会基础。因此,在这样的较量过程中,“排他”还是“融合”成为美国政治正确性标准的争议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声称自己是西方文明的领袖和捍卫者,后来又宣称自己是全球社会的领袖和捍卫者。为此,客观上需要融合长期被排斥和歧视的少数族裔。并且,冷战期间美苏竞争等外部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从制度上兑现“平等”和“自由”等口号,少数族裔第一次得以利用道义和政治的力量对美国的法律和立法过程施加影响。
基于少数族裔自身抗争努力和冷战期间美国政治的客观需要,从南北战争到平权运动,经历了对“白人、男性、新教和异性恋”等盎格鲁—新教文化信条的系统反思和“文化大熔炉”实践的种种挫败之后,保护弱者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行为规范逐渐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即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得到正式承认。
文化多元主义者致力于促进文化多元与推动各族群平等,例如取消种族歧视的《1965年移民法》和提升有色人种政治影响力的《1965年投票权法》等,各族裔实现了公民普选权。此后,美国公民身份不再是一种特权、而是试图以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作为新的文化认同基石,也就是说消减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等都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
随着新的“政治正确”的逐步推进,尽管美国仍以来自世界各国移民的“文化大熔炉”自居,盎格鲁—新教文化继续被视为美国多元文化的核心所在,但“对外来移民的整套美国化措施”也就是“同化”措施早已趋于弱化,各种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与特性等迅速蔓延,并逐渐对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主体地位形成威胁。然而,新“政治正确”标准的建立不意味着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传统保守群体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屈从,二者在逻辑上和政治上长期相互竞争和相互纠缠。这种竞争和纠缠使得曾经答案确定的美国社会的自身性质或者精神内核这个问题开始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的经济转型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增强了这种不确定性。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向经济金融化转型,同时推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美国经济中的增量部分主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与经济全球化。于是,早期美国梦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失去了平衡,即“经济冲动力”(追求物质财富的发财梦)吃重;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即“宗教冲动力”(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宗教自由梦)已经相当程度上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耗能量而趋于走衰。
如果说19世纪以降美国少数族裔围绕公民权利等进行的斗争是追求“平等”,即寻求与传统美国白人同等的公民身份、融入盎格鲁—新教主流社会,其结果是将多元文化性构建为“政治正确”标准,客观上冲击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那么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高科技产业和生产自动化等致力于促进资金、信息、商品、货物和劳动力本身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就是追求“自由”,构建起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政治正确性话语体系(政策和舆论)和制度体系(法律和规则),主观上需要在美国国内通过强化文化多元主义来削弱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
经济全球化带动各种资源和大量人口的跨国流动,处于经济全球化中心的美国所经历的上述经济结构性变化决定了美国前所未有地需要引进大量移民进入美国,例如高科技行业需要引进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工人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又如低端服务行业等需要引进低端劳工(或黑工)来降低劳动成本。其结果不仅是国籍观念和国界作用的淡化,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对盎格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构成挑战、盎格鲁—新教文化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力趋于萎缩,美国作为政治国家已经无力对膨胀的跨国资本力量进行有效监管等。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族裔平等”“文化多元”“自由市场”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上日益不平等的“资本—劳动关系”。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所分析的,美国已经进入世袭资本主义时代,“赢者通吃”规则已经垄断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美国收入顶端1%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0年的8%上升到了2015年的18.39%,包括资本收益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22.03%。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已经从1971年的61%萎缩为2015年的略低于50%,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低层阶级家庭比重从25%上升到29%,而上层阶级家庭比重从14%上升到21%。
与美国的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同时存在的是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美国占GDP比重最大的行业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务,其次为专业与商业服务,二者都属于高端服务业,占全美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即使是制造业也主要集中在附加值高和科技含量高的高端制造业,例如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医疗器械等。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具有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的特点,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但由于智力要素密集度高、对劳动力的实际吸纳能力小,因此美国就业市场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日渐萎缩,对低学历者的吸纳能力更趋于缩减。
奥巴马在结束其总统任期前分析认为:“1953年,25到54岁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2016年),这一比例是12%。1999年,23%的青壮年女性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这一比例是26%。”过去30多年来,美国内部因失业、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等多种因素,出现大量陷入固化境地的底层阶级,其中包括长期底层化的非洲裔、拉美裔群体,更重要的是逐渐出现自认为是社会主体族裔却被底层化了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
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赋予了资本极大的自由,却又前所未有地削弱了美国中低层劳动者们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等的族裔差别。因为在资本谋求“最低的成本、最少的监管和最高的利润”的利益诉求面前,无论肤色、宗教和性别的差异如何,都必须服从于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而“被平等化”地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包括欧洲裔白人在内的各族群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白人工人阶级从曾经的中产阶级陷入困顿之中。
这些白人工人阶级要么因长期失业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要么即使有工作但低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运行。当付出努力却因为失去了基本的机会公平、没有可能向上的时候,从曾经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变成了和中低层移民一样深受阶层固化之苦。如霍克希尔德所发现的,“这些工人阶级对联邦政府也充满愤怒,因为民主党所掌控的联邦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法令来允许移民等合法‘插队’,这对辛勤工作的白人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种不公平感让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日益膨胀,他们受勤劳致富、歧视穷人的新教文化传统影响,视因失业或贫穷而依赖社会福利为耻辱。尽管1990年以来美国富裕阶层的中年人死亡率持续下滑,但是学历为高中或者更低的欧洲裔白人中年男性因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等而非正常死亡的比率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从1999年非正常死亡率比非洲裔低30%、迅速增长为2015年比非洲裔高30%。这种白人工人阶级普遍存在着的“白人的愤怒”源自社会不平等、但并不主要基于阶级(阶层)认同,而更多是基于文化认同、即传统欧洲裔白人的主体族裔优势地位受到了冲击。
“白人的愤怒”的另一重来源是美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18周岁以下年轻一代美国人生于一个“多数变少数”和“少数变多数”互为因果的年代,欧洲裔白人在这一年龄组的现有比例(52%)和未来趋势(2060年为35.6%)都很低,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组,美国的欧洲裔白人孩子已经接近成为“主要的少数族裔”。尽管欧洲裔白人目前仍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半数,但到了2060年其所占人口比重将仅占35.6%。此后,欧洲裔白人仍将是最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未来人口增长最快的三个族裔分别为:多族裔、亚裔和拉美裔,其中拉美裔到2060年将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涌入美国的移民来源地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前所未有速度大量涌入美国的新移民与为平等权利长期抗争的非洲裔相区别的是,前者拥有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各自的价值体系或者民族文化传统,例如语言、文字和宗教等;与传统欧洲移民相区别的是,这些来自亚洲与非洲等地的新移民与美国的主流文化相差甚远。所以,这些移民尽管大都缺乏形成文化冲击的主观意愿,但客观上大大增强了“根本没有定型的美国社会”的文化多元性和社会不确定性。一些坚持传统文化认同的美国人对此担心,20世纪末以来大量进入的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在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
然而,跨国资本力量主观上有意愿推动美国的文化多元性,因为它们需要将美国的市场“变平”以满足不同种族移民的需求,尽可能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自由进出美国、在美国落地后迅速投入运营等来帮助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公共服务越来越使用多国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等已经被普遍同时使用,数百万非法移民被特赦,拉美裔美国人在大选和地方性选举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美国主体族裔人口比重逐渐下滑的同时,包括欧洲裔白人在内的各族裔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性在加剧、特别是各族裔底层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被拉近”。对于一个由欧洲裔白人首先建立政府、经历持续种族斗争尤其近年还频繁爆发种族冲突和激烈的限制移民争论的国家来说,美国人口结构、文化认同和各族裔底层“合流”等系列不可逆的革命性变化,是引发欧洲裔白人深重的危机感和引爆文化认同冲突的里程碑事件。
 
三、文化认同冲突:种族矛盾的再起
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宣称的“我们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也能生存”的口号,被亨廷顿批评为是对盎格鲁—新教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的挑战,标志着美国成为多元文化社会。但克林顿的言论并不是促使美国失去精神内涵、走向多元文化社会的原因,而是对美国已经成为“织锦”式多元文化社会这一事实的官方承认。推动克林顿承认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少数族裔的长期抗争,而是美国的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韦伯所定义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应当受制于伦理的、宗教的标准,因为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亨廷顿坚持美国政治文化是在白人文化和种族的支配下发展出来的,这是美国的属性。但是,这些确保美国资本主义具有“理性”和“特性”的种种限制如上文所分析,已经流于虚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式资本主义日益失去“理性”,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美国“特性”的基础进一步被动摇,文化认同冲突由此越来越激化,并更多以种族矛盾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
桑巴特所认为的美国社会模式的正确性或者说“美国例外”的基础——机会平等和社会向上流动性——因当前美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等而遭遇重大挑战。作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美国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薪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结构性变化极大降低了大部分美国工人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优厚报酬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资增长主要集中于收入最高的前20%人群。以2019年5月为例,占据美国劳动力80%的“生产和非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与1974年同期相差无几。
收入陷入停滞的这80%的美国劳动力并未因这一共同属性而团结起来。相反,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人工人阶级已经沦为了经济全球化、美国经济金融化和社会不平等恶化的受害者,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其他族裔的底层民众相比正趋于被平均化。这种变化既是“向下社会流动”的白人工人阶级所不能容忍的,也引发了整个美国保守主义群体的危机感,他们认为这必然加速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美国主体文化地位的衰落。
保守主义群体的危机感来源众多,例如曾经以盎格鲁—新教为主题的美国宗教群体结构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2016年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裔白人已经仅占总人口数的43%,其中老年美国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更高;天主教在美国早已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并且拉丁裔美国天主教徒的比例一直在增长;非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佛教、印度教等)的信众比重有上升(人数仍低于10%)。这种宗教群体结构的变化与上文所述的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相适应的,加重了保守主义群体对移民的反感。此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要支持群体是中老年欧洲裔白人,该文化认同对“千禧一代”的影响力式微,大约三分之一的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群体结构所体现的代际冲突也在深刻地强化保守主义群体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感,而后者往往与少数族裔、移民、经济全球化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但是,信奉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已经大获全胜。平权运动以来的系列“政治正确”政策之下,不同族裔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但实质性的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社会。各族裔之间和族群内部获得教育、健康和居住等基本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性仍然突出,不同族裔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差异明显,在相同的教育背景和资历的情况下、不同种族的劳工薪资差距持续恶化,拉美裔与非洲裔的家庭收入水平显著低于亚裔与欧洲裔白人,并且贫困率两倍于两个族群。过去30年里,欧洲裔白人家庭财富增长速度是拉美裔家庭的1.2倍左右、非洲裔家庭的3倍左右。
以居住区隔离等为代表的广义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消失,因种族问题导致的包括白人工人阶级在内的集中贫困问题在不断恶化却往往被主流媒体选择性忽视,形式上的种族歧视“政治不正确”掩盖了事实上的歧视和社会分化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反差、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等,既给文化多元主义者以压力,也给他们以进一步推动各种“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的平权措施的目标不再是如何促进少数族裔融入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锚的美国主流文化,而是如何实现不同族裔的权利平等。
例如,为了降低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的不平等,美国很多大学在录取时采用平权措施,以学生的种族背景作为入学考虑来促进种族多样性。这些措施旨在促进文化多元主义,但并不完全被少数族裔所接受,有一些少数族裔人士认为,平权措施令他们容易遭受“软性的低期待偏见”。
这些措施反过来激发了相当比例的欧洲裔白人和部分亚裔的不满情绪。根据2012年由独立研究组织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进行的社会综合调查发现,85%的欧洲裔白人反对工作场所的平权行动,60%的受访人士表示美国欧洲裔白人受到过这种政策的伤害,被视为对他们的“反向歧视”。“反向歧视”进一步刺激了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保守主义群体,盎格鲁—新教文化主张“在机会平等之下、人人皆可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而这些“刻意偏袒有色人种”的措施在他们看来违背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个人责任原则。
于是,美国种族矛盾的焦点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聚焦于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权利不平等问题,而且悄悄地关注文化多元主义是否正在反向歧视白人和部分亚裔、是否违背了美国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等。种族不平等的老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向种族歧视的新问题已经涌现出来,美国种族关系因为社会撕裂和文化认同的内部撕裂而更加复杂与恶化:主张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所信奉的个人责任原则的保守派人群,被批评为白人至上主义;关注边缘群体和主张各种平权措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被批评为违背了美国传统价值观、让“美国不能成为自己”。
为了让“美国成为自己”,保守主义群体越来越团结起来,试图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和司法手段来维护基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设定的基本秩序。以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为例,美国宗教和社会保守群体认为这不仅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家庭价值观、还是对新教教义的挑战,而文化多元主义者则认为是实现了真正的宗教平等与婚姻自由。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正式在美国全面合法化,被保守主义群体视为他们输掉了一场文化战争,因为他们将要因为坚守其对新教的信仰而违反联邦的法律规定,可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却是在两个世纪前基于新教信仰而建立的。2019年5月14日,阿拉巴马州参议院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除了“孕妇面临严重健康威胁”的情况,包括“遭遇强暴及乱伦”等绝大多数堕胎理由都被该法案禁止,被视为保守主义群体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反击。
美国保守主义群体的上述文化认同危机感和抗争情绪等促使其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特朗普阵营强调“美国优先”和“真正的美国人”等口号,炒作“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社会福利泛滥”议题,实际上凸显了强化了美国现有的种族矛盾及其背后更深刻的文化认同冲突。这是对被马克·里拉所批评的倡导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者的反抗,多元文化主义者关注各种同性恋和少数族裔等各种边缘群体例如“LGBTQIA”的权利,但不再追求通过社会动员和掌握权力来维护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权益,民主党因此被批评转变为脱离底层民众的“豪车自由派”。
那么,为何美国的两党各自从不同角度在放大甚至推动文化认同冲突?因为既然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已经严重到机会平等的现实土壤流失、依靠个人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不再可能,那么以《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为代表的阶级政治话语就开始兴起。“社会阶级”长期是美国文化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模糊语词。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精英控制之下的美国两党,需要做的是维持、扩大和合法化精英阶层所拥有的越来越集中的财富和权力,必然无力有效回应社会不平等恶化所产生的政治诉求。
为了回避阶级政治话语,“选举导向”之下的两党转而采用更为极化的议题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盘,不仅美国两党党争激烈到看起来将美国变为由共和党、民主党主导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国家的程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分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党选民对择偶、交友、居住地等的选择,也降低了美国普通民众联合起来使用阶级政治话语进行社会抗争的可能性。
因此,将文化认同冲突和种族矛盾杂糅在一起进行政治炒作、用文化问题掩盖经济社会不平等是这些“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的两党政治精英们的共同选项。将种族和族群矛盾作为美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核心矛盾,有利于将各个层面特别是阶级矛盾转移或集中到种族或族裔问题,避免采用阶级视角来解释美国各类矛盾,这就使得两党在轮流执政过程中既对立又统一,“人民”之间的种族或族裔裂痕在不断弥补的努力中、又不断反弹甚至持续强化。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抗疫不力导致美国陷入大面积失业和经济衰退之后,弗洛伊德事件引爆了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骚乱。但是,抗议参与者们主要以“白人优先”或“黑命贵”的文化认同冲突来表达其身份政治诉求,极少基于共同的阶级出身而提出阶级政治诉求;特朗普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民主党支持“黑命贵”运动,各自借此进行选民动员,以种族矛盾和文化认同冲突为基调的抗议骚乱已经沦为两党鼓动选票的政治营销手段。
这些手法在撕裂美国政党政治有效运转的基本共识,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只会越演越烈;同时,种族矛盾的再度兴起也在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并且种族矛盾不再局限为各族裔的权利平等问题,渗透到各族裔内部的文化认同冲突也成为其焦点。因此,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美国种族矛盾的新变化是,欧洲裔白人基于不同文化认同或利益机制而相互对抗,他们的代际冲突和地区差异日益明显,进一步加速了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美国主体文化地位的衰落。

 

 

结 语
美国社会曾经用多元文化认同的“政治正确”从表面上弥合其内部分裂。然而,21世纪以来,美国文化认同冲突的加剧、传统欧洲裔白人危机意识的强化等再度撕裂了美国社会。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和美国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状,决定了盎格鲁—新教文化难以成为凝聚美国人文化认同的基石。
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以来的实践、特别是近年来种族矛盾再度兴起背后的文化认同冲突激化表明,文化多元主义也无法有效融合美国的不同族群,反而因为过度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族群差异性造成了共同的美国身份与文化认同根基的缺失,将政治奠定在群体基础上或者简单地过程化描述,甚至有可能撕裂共同体,难免陷入亨廷顿之问:“我们(美国人)是谁?”
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的背后,是各种分裂所掩盖的美国社会日益恶化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1%与99%的斗争”。在资本不受约束地全球流动的时代,美国的“劳资失衡”仍在恶化、族裔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已经不可逆转、资本的肆意性正在破坏美国政治的民主性,以及政治极化和代议制危机等,一定程度上已经使美国民主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尽管“草根—精英”的对立仍在持续,为了淡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已经兴起的阶级话语,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垄断美国政治,还需要有分裂的民众作为各自的“政治基本盘”,然后通过“一人一票”机制在形式上获得“人民的同意”即代表全民的政治正当性,又在理论上剥夺人民进行革命的理由——因为选民可以通过下一次投票来否定“行为过错”、变更投票对象,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推翻这个赋予他们选择权利的政治制度。
所以,“草根—精英”的对立被转移:要么以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为代表,以某种“文化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要么以白人至上主义与“黑命贵”之间的冲突为代表,以种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长期用文化认同问题来掩盖经济社会不平等,构成了贯穿于美国历史的种族冲突的社会和文化源流。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性和文化认同冲突相互交织的状况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导致系统性社会危机的爆发。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反思研究”(18BGJ06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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