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海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是混合在中国学或汉学研究之中的，与国内的党史党建研究在学科内容和方法论上有明显区别。海外学者即使热心于中国共产党研究，也并不把自己归入我们所称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队伍”之中。他们可能是政治学、历史学或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专家，并非国内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党史党建学者。

按照美国中国学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的分析，1949年后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代：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为第一代，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为新的政党及其国家制度、领导人和意识形态，其研究视角往往打上冷战的烙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为第二代，学者们更加重视对精英政治、党的组织结构以及运作方式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范式开始形成；80年代至今出现了第三代学者，他们集中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主要课题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持久性和调适性。③这期间，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并对跨学科、比较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等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划分虽然不够全面，但为方便分类起见，下面以美国三代学者的研究为例，管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本范式。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1938—2001)曾将第一代美国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分为7类。（1）所谓“历史分析范式”：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就是中国，不是中国以外的事物”。持这种方法论的学者通常将现代中国同传统中国进行比较，许多人甚至将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皇帝对文人的统治、乡绅的作用同毛泽东的领导、干部的作用等进行比较，试图找出其间的共同点。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的名著《美国与中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2）所谓“现代化比较范式”：是一种“将中国视为力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方法，特别注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因素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影响，认为中国也出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如军队势力在政治舞台的崛起、政治的平衡、为了国家统一而神话领导人等。白鲁恂(Lucian Pye，1921—2008)的《中国政治的精神》、汤森(James Townsend，1932—2004)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参与》是这一范式的代表作。（3）所谓“官僚制度范式”：其核心是将现代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的官僚体制，认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政权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官僚制有关。舒尔曼（Franz Shurmann，1926—2010）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鲍大可(A Doak Barnett，1921—1999) 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与政治权力》是运用这一范式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作。（4）所谓“威权主义范式”：认为中国最突出的特征是政治组织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在此观点下，一些学者对中共的作用、思想教育、高层权力等进行了分析。（5）所谓“比较共产主义范式”：是一种“将中国视为苏联或南斯拉夫”的方法。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所著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该书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用“比较共产主义范式”分析中共问题的代表作。（6）所谓“革命社会范式”：认为现代中国社会仍处在革命进程之中，是一种将“当代中国视作1789年后的法国或1959年后的古巴”的方法。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1931—2010）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权力》一书将中国社会视为革命进程中的社会，此后随着“继续革命”口号在中国的出现，他的观点也引起人们的重视。（7）所谓“方法论范式”：是指因为中国代表一个不能做实地考察研究的“封闭”社会，而且资料匮乏难懂，研究中国问题就如同解释犹太法典一样困难，它是一种“将中国视为40年代末期的苏联或研究犹太法典”的研究方法。

王景伦则将第二代美国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概括为以下几类。(1)“思想倾向范式”：对中国领导人可供选择的不同思想、政策倾向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它力图表明各种思想观念和政策取向之间的冲突。该范式主要论述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同时也涉及大量政策结果。这种范式的研究成果包括奥克森伯格的《中国：动荡的社会》、张旭成（Parris Chang）的《中国的权力与政策》、安炳炯(Byung joon Ahn)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政策过程的动态》等。(2)“官僚政治范式”：这种范式将中国的政治生活描述为党政军等各种机构为获得资源和权力而展开的竞争。主要代表作有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等的《中国最高统帅部：共产主义军事政治史(1927—71)》、泰维斯(Frederick Teiwes) 的《中国省级政治学：主题与变化》等。(3)“制度结构范式”:主要强调与政治决策相关的组织、制度与结构，尤其重视制定政策的机构、组织以及权力与权限的分配。代表作有李侃如编写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4)“规范准则范式”:主要强调有关中共政治生活的准则和规范。代表作有刘易斯 (John Lewis) 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层》.、何汉理的《毛主义的决策理论与组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等。(5)“主席挂帅范式”:这种范式假设10亿人的政治生活可以通过对一个领导人的心理和思想的研究得到理解，在有关“文化大革命”及其起源的文献中含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代表作有奥克森伯克格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决策（1949—1968）》作为不同年龄的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竞争。代表作有叶胡达(Michael Yahuda) 的《中国的政治世代》。(7)“利益群体范式”：将中国政治描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群体间的相互关系。(8)“理性决策范式”:将政治生活视为根据科学方法进行合理决策的过程。它假设这些决策由一个团体(集团)做出，而且选择的标准是维护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尤其是随着中共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代名词”，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研究范式种类繁多。择其要者而述之，第三代美国学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大约有以下6类。（1）“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据祝灵君的研究，这种范式的理论根源来自欧洲，主要包括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发展、市场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这种范式以国家及其公职人员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单位，有时被称为“把党带回来”、“把国家带回来”或“新制度主义”。.一些学者专注于研究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群体包括阶级(如产业工人和农民)、非经济群体(如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青年)以及其他形式的集体认同(如宗教、种族和性别)所界定的群体。该范式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国家政策对相关群体有什么影响？政策如何得到群体成员的遵守？社会如何回应国家的要求，或者按照自己的要求对国家施加压力？在何种情况下，国家权力被上述团体视为合法，或者受到质疑甚至拒绝？社会群体对国家权力采取何种形式的抵制？等等。与早期的极权主义范式、官僚政治范式相比，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强调的是国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社会自治、党和国家的分离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 通过分析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生长过程发现，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国社团组织的壮大与成熟既是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因，也是其结果。（2）“政治精英范式”：该范式认为，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精英手中。精英们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分配做出权威性的决定。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精英的特征和行为，对理解中共政治体系的运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中国政治学界，精英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前，所谓研究中国共产党，就是研究中国的高层领导，研究他们的性格、偏好和行为模式。学者们仔细研究中共领导人及其任职变化，中央机关发布的正式文件，以及报纸期刊上关于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的辩论文章，试图从中得出某种内在的联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领导力监测》（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季刊上的许多文章主要关注中国的精英政治。在这一时期，高层政治精英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大量学术著作都在讨论中共领导人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制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政治精英的个人背景、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施拉姆的《毛泽东传》。中国改革开放后，从高层精英到基层领导，从正式的领导行为到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从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到精英与大众的互动等，都成为研究对象。（3）“中央和地方关系范式”：该范式侧重于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治理与运作关系。这种范式认为，中国有着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帝制时代，但由于历史发展和区域差异，也有地方离心力量的存在。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地方政府的作用并不显著。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随着人事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地方干部取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如何与中央互动，中央如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以及如何防止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为受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中共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加强干部管理，包括监督地方官员的政绩，强化信息收集，惩处违规官员等。（4）“政治文化范式”：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而这些态度、价值观和信仰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及其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这种范式强调儒家思想和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影响力，如重视教育，尊重权威，偏爱有序的权力等级，恐惧混乱或失序，重视群体而非个人等。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中共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很有影响力，但因过于简单化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最近20年来，一些学者重新运用文化分析范式来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独特之处。（5）“政治发展范式”：所谓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政治制度的变化过程，即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这种分析范式认为，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独特的政治变革。在五六十年代，学界普遍以对斯大林体制的理解来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全能主义模型”。它假定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方面，都有完全的控制权。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8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全能主义范式被最终抛弃。这部分是因为这个范式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再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日益融为一体，在政治上也有很多开放举措。这使得中国很难再被界定为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了。第三代学者更加理性地采用一些学术用语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更加注意在分权的背景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6）“非正式组织范式”：前述派系主义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涉及国家体制之外的权力关系。它不受正式规则、法律的约束或管制，通常被视为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传统。因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美国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各种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关系”的形式，或因个人之间的“纽带”，例如基于家庭、同乡、学校、军队或共同朋友网络等形成的组织。学者们较常使用的一种非正式组织类型是庇护制关系（patron client relations，又称赞助人—客户关系，或扈从关系），它涉及一个强大的赞助人和一个不太强大的客户之间的交往。赞助人可以向客户提供资源（如土地、工作）或保护，而客户则向赞助人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劳动、个人忠诚和政治支持。在传统势力依然强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赞助人与客户间的关系尤其强大。此外，亲属团体和民间宗教、寺庙协会是非正式组织的另一个来源，在中国农村地区很有影响力，给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不同范式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站在世界看中国共产党的新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话语，对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拓展国内研究视野、推动学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如此，对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也不容忽视。

第一，研究范式的适用性问题。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的兴衰演变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复杂多变。这些范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适用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例如，官僚政治模式就很少适用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制度结构与程序是不稳定的。这些范式还反映了不同的分析层次，例如理性决策范式最适合国际政治层次，在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更多地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内容而不是政策过程，因为领导人在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首先追求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另外，一些范式还表现出自相矛盾。例如思想倾向模式认为，中共领导人首先是国务活动家和政策倡导者，该范式主要关注他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反，官僚制度范式把中共领导人看作是政策的倡导者或热心者，只表达他们负责的官僚机构的观点和利益要求。

第二，研究范式的政治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共产党研究，从早期来源看是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是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地区研究则与冷战相关，又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这就涉及西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自然会影响其研究的内容偏好和分析方法。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这场政治迫害运动曾屡次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它可以不按“法律程序”办事，比如美国新闻署直接焚烧了“可疑的”书籍，甚至更糟糕的是，直接危及人们的前程，有时甚至是生命。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为了对付共产党国家所谓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去支持几乎所有的“反共”政权。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再如，冷战结束后，政府和各大基金会对地区研究的资助大幅削减，给美国学术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

第三，研究范式的理论性问题。美国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大量生搬硬套来自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各种理论假设来剪裁、判断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研究只是这些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而非“原产地”。例如，按照祝灵君的说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精英理论是从西方阶级对立、阶级分化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文化理论是从欧洲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结构、功能理论是从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塔尔伯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那里借用于政治分析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从现代经济学中借鉴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更是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竟然没有一种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运作的规律中产生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套模型”。再看这些理论范式套到中国共产党研究中的实际情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分析框架是“极权主义”范式；“文革”开始后，“多元”范式马上被移植到中国共产党研究中；80年代以来，欧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社会”“政治发展”等范式又成为时尚。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外来理论的地位，从来没有独立地从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提炼出任何新鲜理论。因此，即使是美国学术界也对中共研究中的这种片面依赖于西方理论的做法表示质疑。正如裴宜理所言，希望中共研究能由一个“套用”西方理论的“消费领域”真正转变为具有原创理论或概念的“生产领域”。

第四，研究范式的倾向性问题。长期以来，一部分美国学者总是带有先入为主的框框，形成了一种“美国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这种文化上的“沙文主义自豪感”是根深蒂固的。当他们用这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时，其分析问题所依据的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标准。詹姆斯·汤森在总结第一、二代美国学者的中国政治研究范式时，从众多范式中归纳出了三种倾向性：把中国等同于其他共产主义，统称为“集权主义范式”；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范式”；强调中国自身特色，称为“毛泽东主义范式”。上述范式主要形成于第一、二代学者的中共研究成果中，第三代学者虽然在第一、二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建立范式的倾向性思维却一脉相承。这种研究范式的倾向性有可能凝固人们的思维，从而留下曲解、误判乃至无知的遗憾。其实美国学术界一部分有识之士，无论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还是赛义德的“东方学批判”，早就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倾向性作过深刻的抨击和批判。对美国学者来说，只有努力消除各种思想文化偏见，有意识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