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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的退潮与“神话”的破灭
作者:张树华    文章来源:  《人民论坛》2018年9月下

    【摘要】回顾冷战后30多年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乃至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国家,西式民主都面临着一个从“神化”“泛化”再到“异化”“极化”的过程。要确保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层层迷雾,破除关于“民主”的神话与迷思,积极探索符合本国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关键词】西式民主  逻辑迷思  霸道底色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西式“民主”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又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政治话语之一。因此,能否充分认清并自觉抵制西方“普世价值”旗号下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错误思想,洞悉西式民主的逻辑迷思与霸道底色,不仅事关我们党能否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问题,也是一项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神话”的诞生与泡沫的破灭 

    历史地看,民主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现象,始于冷战结束之后。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的爆发,标志着欧美等西方大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于西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所谓“自信”。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关于民主的概念、理论、宣传话语等层出不穷,进而建构出一个个有关西式民主的“神话”。一些人将西式自由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将西式自由民主政治当作全世界通用的政治模式,这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至上论”“白人优越论”同属一个性质。在理论和实践中将西式民主凌驾于由各文明体系构成的人类社会之上,是一种典型的逻辑迷思和话语霸权,其结果不仅无助于各国的政治发展,反而会酿成地缘政治灾难和世界格局混乱。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冷战结束后30多年的国际政治历史充分表明,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出现的政治乱象,以及西方政治阵营出现的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不仅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所谓“优越性”“普世性”的神话,也逐一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的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20世纪90年代前后,戈尔巴乔夫打出“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旗号,最终的结果却只是国家的解体、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一落千丈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同样,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式民主也绝非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社会稳定的“良方”。无论是世纪之交的“颜色革命”,还是后来的“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恰恰是永无休止的四分五裂、战火纷飞与生计无依。

    另外,对于长期以民主“教师爷”自居的少数西方大国而言,由西式自由民主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政治效能低下、社会撕裂、族群分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也在不断动摇和反噬西方世界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与根基。可以说,在冷战结束近30年的时间里,西式民主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神话的诞生,到民主化的扩张,再到泡沫的逐一破灭的演变过程。认清冷战后西式民主的这一发展演变过程,是我们从根本上破除西式民主迷思的前提和基础。

    逻辑迷思与霸道底色  

    实际上,随着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强势崛起,西式民主才被西方世界逐渐垄断、无限放大并予以神话,从而最终确立起看似无可争议的发展逻辑与“普世”意义。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世界的关注重点在于对内强化集权与对外殖民扩张,此时关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谈不上所谓的对外模式“输出”。直到19世纪,民主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开始了由观念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至于民主成为所谓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话题,则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式自由民主被确立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向社会主义阵营挑战与对抗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伴随“冷战”的始终。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相继爆发,西式民主开始被少数西方大国包装成对抗苏联并最终赢得冷战胜利的“利器”。

    回顾20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发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追求,民主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并值得肯定的。然而,结合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具体进程,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少数西方大国的垄断与操纵下,西式民主以其固有的逻辑与霸道,将为数众多的非西方国家拉入一系列关于民主的认识误区与思想迷局。

    民主的泛国际化。冷战结束后,民主作为击垮社会主义阵营的“利器”,被少数西方大国重新拾起,作为区分国家间关系亲疏甚至区分敌我的工具与标签。由此,在西方政界、学界、媒体界等的轮番炒作之下,民主逐渐被确立为国际政治的热门话题,成为一种国际性话语。正如个别西方政客和学者所标榜的那样,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西式民主已经成为与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同等重要的人类社会的一种所谓终极形态。具体而言,冷战结束后至今,通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输出”活动,西方世界持续地将西式民主的国际化浪潮不断推高,并试图继续牢牢把控在民主领域的话语权和制高点。

    民主的神圣化、宗教化。西式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带有浓厚而深刻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基因,并且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演化过程。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少数西方大国借助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霸权优势,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赋予西式民主某种神秘色彩和神奇力量。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例,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为了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世界尝试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大量投放资源,但最终直接促成这一地缘政治巨变的却是自由、民主、人权等以“和平”方式呈现的软实力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阿拉伯之春”等政治剧变,也都被冠以“玫瑰”“茉莉花”等带有温情、神秘甚至浪漫色彩的标签。通过西方世界的精心策划与包装,西式民主仿佛具备了天然的正义性、神圣性、和平性,甚至由此所带来的矛盾、冲突与杀戮都可以一笔带过。

    民主的工具化、功利化。冷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追求政治自由与权利的原始意义,进而演变成为少数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改造”等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在这一点上,进入20世纪后的美国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早在一战期间,时任总统威尔逊更是对外宣称,“民主可以而且应该超越一国内部进而被应用在国际政治领域”。二战结束直到后冷战时代,美国更是凭借其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将“民主输出”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对外推行。在这一政治逻辑下,凡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意见不同的国家,都被无端地指斥为“非民主”“独裁”政体并受到制裁、武力威胁甚至军事打击。由此,西式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少数西方大国实现自身战略利益和标榜国际形象的名不副实的政治工具。

    民主的标签化、碎片化。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民主从概念、理论和体系等多方面都被极度地简化甚至大幅地改造,从而离“人民的权力”这一原初价值渐行渐远。尤其是自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诞生以来,西方民主正式被全面地改造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当代意义上的“西式民主”。在这一民主理念中,民主的实质已经被剥离殆尽,剩下的仅仅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技术性、程序性内容。在这种标签化、碎片化了的民主之下,人民的权力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单调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由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也被标签化为是否有竞争性的选举。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民主化自然也就成为了片面引进西式民主选举的单一过程。

    民主的庸俗化、手段化。与少数西方大国表面上宣扬的民主的“优越性”“普适性”不同,现实中的西式民主往往不像西方政客或媒体渲染得那样冠冕堂皇。事实上,即使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内部,民主也充满着浓厚的阶级、阶层属性。对于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名义上的自由、平等在实际的阶层划分、财富占有状况悬殊、族群宗教隔阂等因素的作用下,几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沦为极少数群体的内部游戏。而对于那些“民主输出”的对象国,民主更是演变成为了少数西方大国分化、瓦解其内部各派力量和寻找政治代理人的工具。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或通过提供经济军事支援以直接寻求代理人,或通过煽动策划街头政治以扶植某一派势力上台。总之,西式民主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了特定国家赤裸裸地干涉他国内政、寻求特殊利益的廉价手段。

    民主的绝对化、终极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将西式民主的“优越性”“普适性”无限夸大,甚至赋予其某种历史终极意义和价值。例如,以冷战后将西式自由民主定义为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发展终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其代表性的学者为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又如,虽然认为西式民主并非是历史的终结,但仍强调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世界上诸多政治形态中的最优选项,其代表性学者为提出民主化“第三波”和“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总之,无论是否承认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均从绝对价值意义上肯定西式民主之于世界上其他类型民主制度的相对“优越”地位。   

    超越西式民主,走全面发展的政治道路  

    面对上述关于西式民主问题的迷思与悖论,我们应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正确认识民主问题,勇于超越西式民主,善于驾驭民主化。总而言之,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以及历史的。

    注重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权性。政治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一国的具体的民主而言,必须首先考虑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具体国情。正如上文所言,西式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与西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国情相适应的,不应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准则来加以推广甚至搞所谓的“民主输出”。冷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案例表明,不顾具体国情而盲目引入西式民主模式,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必然贻害无穷。

    认识到民主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民主及其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只能做到因地制宜,并充分考虑到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同时,民主还应是具体的、历史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都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民主化方案。此外,民主的具体发展,也不能仅仅凭借社会个体的良好的意愿,不能脱离现实而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相应的实践基础而一味模仿他国具体模式。真正切实可行的民主发展路径,必然需要从根本上处理好民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上稳步有序推进。

    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客观上的成长的阶段属性,不仅需要相对长远的发展战略,还要有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与西式民主片面强调所谓“普适性”正相反,民主的发展必然是有条件的,要受到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而言,一定的“度”与适当的“火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冷战结束近30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关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卫涛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智库当代中国研究数据库与重要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4ZD16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2018-11-12 15:47:0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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