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立足本国发展与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伟大倡议。五年多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2018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发出了“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的重大号召，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放眼全球、心系全人类的宽广胸怀与使命担当。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相对衰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当今世界也正处在一个各种不确定性空前呈现的时代，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前途与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只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紧密相连，才能真正跨越大国对抗的陷阱，全面开启共建美好世界的新篇章。

　　一、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及其危机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世界秩序步入新一轮的重大调整期。然而，从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总体格局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仍是左右世界当下与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处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此，以福山为代表的个别学者将其称为“西方的胜利”，进而认定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一些西方战略家也纷纷弹冠相庆，憧憬着一个美国占据独霸地位的“单极”世界的到来。然而，其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美式自由主义的扩张带给世界的并非预期中的和平与繁荣，而是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民主赤字与治理赤字。一方面，对于那些迷信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西式自由民主的到来没有实现社会分歧的弥合、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反而极大地激化了本国的民族、宗教、社会阶层间的固有矛盾。无论是发生在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还是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都充分证明：美式自由主义的扩张与其说是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民主”与“繁荣”，毋宁说是在赤裸裸地输出暴力与动乱。

　　另一方面，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和北美，西式自由民主的畸形发展最终也祸及欧美自身。政治方面，自由民主的极化式发展使得传统的欧美代议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否决型政体”，政府行政效率普遍低下甚至运转失灵；经济方面，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无力有效抑制资本的贪婪与无节制扩张，加上政府应对乏力，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集中爆发；对外关系方面，冷战后大搞“民主输出”“新干涉主义”的欧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了真正的“文明的冲突”，其最终结果却是引火烧身，换来恐怖袭击与难民危机在欧美社会的持续肆虐。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演变中的上述乱象充分表明，美国非但没能充分运用好自身权力和影响力来造福国际社会，反而循着称霸与对抗的行为逻辑越走越远，肆意挥霍着苏联瓦解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留下的“冷战红利”。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甚至已经开始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逐渐沦为世界政治的乱源和“麻烦制造者”。相比之下，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益深刻改变着既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不断为塑造21世纪新的世界秩序注入正能量。可以说，随着自身危机的不断加深，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转型的节点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对秩序亟待调整乃至重塑的当今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全新方案。对于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无疑有助于实现对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塑与超越。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承的主权观是对战后国际秩序中主权平等原则真正的尊重与回归。主权平等曾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三百多年间西方国际秩序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强调各国之间各自拥有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主权权力。二战结束后，“主权平等”又与“不干涉内政”等一道被确立为《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进而扩展为战后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准则。然而，无论是随后的两极对峙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主权平等原则都未能真正得到彻底的贯彻与执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结束后时常打着“民主”“人权”“人道主义”旗号，行践踏主权原则和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之实的，恰恰是最早创立并极力维护主权平等原则的个别西方大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将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确立为处理国与国以及其他国际事务的第一原则并延续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又进一步将主权平等确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强调“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可以说，与个别西方大国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刻意淡化、漠视乃至随意践踏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这一当代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的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主张的开放、包容的“多元一体”价值观也是对美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取向的重塑与超越。近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西方大国逐渐成为人类近代化进程的主导性力量。在确立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它们还进一步将“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以“普世价值”的形式确立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规范。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更是试图以“终结”人类历史的姿态实现对世界秩序的一元化主导。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实践充分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西方价值观一元主导下的普世价值或文明，随着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西方文明本身也正遭遇更多的现实挑战。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大国而言，继续固守旧的思维定势，不仅不再具有道德层面的正义性，同时也将日益失去现实层面的可行性。与强调“一元主导”“二元对立”的西方文明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一开始就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涵。因此，面对一个多元多彩的国际社会，世界各国只能以包容互鉴的姿态来推动并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和平共处与和谐共生。

　　三、跨越大国对抗的陷阱 

　　对于当前处于深刻转型期的世界秩序而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无疑是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中出现的一种积极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客观上也增加了大国间爆发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助于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必然走向相互对抗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进而为世界秩序的转型与美好世界的构建提供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

　　作为新兴大国的突出代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日益崛起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快，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稳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近代以来曾经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大国的成长之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更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所谓通则。回顾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主要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过程与经验教训，除了英美之间实现了二战后权力的和平转移之外，无论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是两极对峙期间的苏联，其崛起与发展之路的最终断送无不与陷入大国对抗的陷阱密不可分。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启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处于不断成长中的大国而言，除了专注自身国内的发展之外，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落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对抗的陷阱。

　　当前，国际秩序新旧交替的重大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必将面临更加复杂、艰巨的局面与挑战。一方面，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从未真正放弃以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来对待中国的发展与壮大。无论是冷战结束之初唱衰中国的“崩溃论”，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花样不断翻新的“威胁论”“责任论”，西方针对中国的各种软实力攻势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年来，随着对华“唱衰论”的日渐失去市场，形形色色的“威胁论”“责任论”又卷土重来。从预言国强必霸、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传播渲染为所谓的“锐实力”攻势，再到批评中国因不愿承担更大国际责任而可能触发的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其最终目的无外乎减轻美国自身压力，同时尽可能迫使中国承担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国际责任，从而在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迟滞乃至逆转中国的崛起进程。另一方面，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客观上也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壮大之路。在一个日益去中心化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发展应切实摆脱“美国即世界”的思维定势，跳出执着于大国之间“缠斗”的旧逻辑，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战略高度出发，注重与渴求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打成一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跨越大国对抗的陷阱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急剧变化中的全球新秩序，中国领导人愈发敏锐而深刻地意识到，身处当今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历史地看，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复兴并不是以美国等西方大国为参照物，而是沿着自身既有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展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和合”文化与“天下”观传统，“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等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世界观之中。再加上近代以来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这些都促使当今中国备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进而从根本上摒弃国强必霸的西式对抗性思维。另一方面，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但毕竟已不再具有轻易左右世界格局的能力。随着霸权主义支配地位的式微，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也都应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存在的世界。相比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立意与规划都更为高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显然更有助于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今世界正处于空前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既充满希望，也不乏忧虑。在世界发展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无疑为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世界梦”，是引领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远智慧和博大胸怀。未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助力下，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与各国人民一道，迎接一个没有霸权主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多元化的崭新世界，进而开启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美好世界的全新篇章。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