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全球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2016年里，《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资讯”版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密切追踪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动态和重大时事热点话题，通过对国内外诸多学者和专家深度采访，为广大读者呈现出有关国际重大时政与学术问题的精辟见解。年末岁尾，让我们再一次回味2016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大历史时刻、我们记者的观察以及和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以便更好地展望和思考即将到来的2017年。 

　　欧洲难民危机短期内难解决 

　　赴欧一路危机重重，为何众多难民还孤注一掷？难民政策包括遣返协定能否化解欧洲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难民潮？如何从根源上理解欧洲难民危机，寻求有效解决方案成为难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南多·西格纳对本报记者表示，难民群体本身并非同质性群体，难民危机发酵有多重原因。研究数据显示，不同国籍、性别、年龄的难民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及路径入境欧洲，因而难民偷渡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有学者表示，由德国主导的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策略不够果敢且具有滞后性，客观上延误了难民危机的解决。对内，2015年制定的欧盟难民配额方案已基本难产，除德国和瑞典等少数国家超额完成配额指标外，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多数欧盟国家没有履行所承诺的义务，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在布鲁塞尔暴恐案后公开宣称不愿接受难民；对外，欧盟与土耳其的交换协议面临执行难和运送成本高的问题，72000个交换名额也无法对解决欧洲难民危机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教授西文·克劳利表示，难民长时间流离失所，他们不仅要逃离战乱、贫困，更希望拥有新的生活，这种念头驱使着人们前往欧洲。欧盟与土耳其签订遣返协议，其执行过程需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十分关注遣返过程中涉及的人权问题及法律问题。此外，相关各方执行难民遣返计划的能力，以及该计划本身遏制难民流的有效性也受到学界质疑，遣返计划可能促使难民寻求更为危险的偷渡方式。

　　欧盟理事会原秘书长兼欧盟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认为，难民潮使欧盟面临两个严峻事实：一是欧盟成员国未能履行对彼此的义务，也未按照国际法充分履行义务；二是欧盟对于叙利亚内战所采取的立场不具备可持续性。不朝着促进叙利亚国内和平的方向努力或者拒绝难民，都是严重的错误。欧盟必须竭尽全力使其成员国履行其在欧盟内及国际上的义务，同时要促成叙利亚国内和平。叙利亚内战不仅造成大量难民，而且给了“伊斯兰国”组织以可乘之机。想要遏制“伊斯兰国”，就必须超越军事行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国内冲突。

　　　英国脱欧加剧民粹主义抬头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束。24日，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支持“脱欧”者以51.9%的票数赢得公投。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讲话宣布辞职。公投结果一出，多方对此表示“震惊”。有学者就英国“脱欧”的短期效应及长期风险进行分析认为，此次公投显示出英国社会的分裂，可能进一步加剧民粹主义的抬头，而且英国此后要与欧盟等各方展开漫长的谈判，这将会重新定义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位置。学者认为，英国“脱欧”所体现出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可能加剧欧盟其他国家的反欧情绪，甚至对法国、德国2017年的大选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关于英国“脱欧”结果，有专家提出了“硬脱欧”与“软脱欧”两种可能的前景。在“硬脱欧”的情况下，英国可能将无法获得欧盟统一市场准入，这不利于英国经济；而如果“软脱欧”，英国或许还将可以保留欧盟统一市场准入，但是需要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要取决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与妥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萨拉·赫伯特对本报记者表示，很多人或许仍然将经济利益作为英国“脱欧”及相关谈判的主要权衡维度，但政治因素是更为重要的考量。如果默克尔得以连任德国总理，那么她可能会选择较为务实的谈判策略，英国可能会获得“硬脱欧”的结果。如果勒庞在法国大选中获胜，那么她可能会在法国举行“脱欧”公投，而英国“脱欧”的相关谈判则会被其放在次要位置，这或许有利于英国从谈判中争取到更多对自身有利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估，预期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4%。而英国“脱欧”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下调经济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预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尽管从长远来看，英国“脱欧”的确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它将会改变英国与欧盟乃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但是在短期内，“脱欧”应该不会引起经济衰退。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上升既有可能导致投资的减少，也有可能促进投资的增加。前者通常是由于企业为看清经济发展形势而推迟投资，后者则大多由于企业为应对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而努力提升生产能力。

　　　G20杭州峰会展示中国声音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于2016年9月4—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转变，使得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七国集团（G7）等无法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更无力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讲师劳伦斯·达孜阿诺对本报记者表示，G20确立了一个广泛的全球性框架，使得有关国家、国际实体和国际组织得以聚在一起讨论宏观经济平衡、金融监管、绿色金融等议题，成功促进了许多大型多边机构之间的合作。在G20框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得到了增强，其工作扩大到了金融监管领域；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间的合作也开始崭露头角。此外，G20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搭建了对话平台。过去10年中，即使是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仍然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中国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对话，展现了致力于国际合作的积极姿态。自接任G20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在各成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下，先后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分别同工商、青年、妇女、劳工、智库、民间等各界代表进行广泛对话。中国还通过与相关国家密集磋商，举办了3次协调人会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

　　G20各方已经就《G20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达成共识，明确了G20未来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合作的原则，并决定围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粮食安全、能源、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创新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密切的15大领域开展集体行动。

　　很多美国舆论认为，G20杭州峰会是中国展现其全球影响力的宝贵机遇，可以与世界分享其经济发展理念。在全球经济低迷潮中，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甚至是拉动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纽约时报》有报道称，G20成员再加上此次应邀参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了世界超过80%的经济份额以及世界贸易的大部分。因此，此次峰会对中国来说是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金砖峰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2016年10月15—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新兴经济体再次吸引了全球目光。面对当下的国际形势以及一些针对金砖国家的质疑声，学者认为，虽然从“金砖国家”概念提出那一刻起“金砖褪色论”就不绝于耳，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难以继续，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仅未出现“分裂”反而联系得更加紧密，恰恰说明了这种合作机制经得住考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继续作为G20框架下的政策协调合作平台，更好地反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实现更加公平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新模式和新方式。同时，金砖国家有必要向世界展示其有能力稳定自身发展、管控内部差异与分歧，加深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出更强音。

　　2001年，国际投资银行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发明了“金砖国家”这个名词，将其当作投资者寻求增长前景的一种市场工具。奥尼尔表示，当时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它们都是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型工业化国家，具有快速增长潜力，投资回报大。如今的金砖国家十分强大，超出我15年前预计的最乐观情况，而且这主要是因为中国。

　　印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拉吉夫·巴蒂亚表示，当下全球及金砖国家经济形势都较为清晰，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并伴随着较大的下行风险；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在经济领域表现较好，但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等挑战，金砖国家察觉了新的挑战，且认识到加深战略合作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表示，金砖国家面临不同的国内问题，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也不尽相同。对此，金砖国家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解决：一是通过建立不同层面的磋商机制来管控分歧，二是促进相互间发展战略的协调一致，以期在国际舞台上合力发出更强音。

　　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被打破，金砖国家将推动打造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世界。迄今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仍处在全球治理的边缘，它们应在全球治理中被给予更多的代表权。这就需要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不同层级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金砖国家正是推动这一改革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的成立及运作也有效推动了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人意料 当地时间11月9日凌晨，随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后锁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先地位，各主流媒体宣布特朗普获胜，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场被认为是史上“格调最低”的竞选历程，终于以很多人看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画上了句号。

　　这次美国大选过程中，“分裂”被频繁提及，财富的分层、阶级以及种族之间的裂痕导致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但是，即便如此，这样的结果还是让学者、分析人士、政客等表示惊讶。哈佛大学著名的政府与社会学教授茜达·斯克波尔表示，美国的“大都市”与“非大都市”州正在呈现出明显的分裂，而这次正是因为那些“非大都市”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的白人选民为特朗普注入能量，才让最后的结果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结果反映出的是人们对美国现有制度、政策深深的不满，所以即使是充满争议的特朗普也成了人们“求变”的稻草。麦克，来自马萨诸塞州北部郊区小镇，可以说他是支持特朗普的典型代表——郊区白人蓝领，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很讨厌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因为这个方案让人们支付越来越高的医疗保险，而且他希望特朗普真的能建起一堵墙，防范那些偷渡的墨西哥移民。“整个国家的白人蓝领人群对过去几年这个国家的做法深为不满，所以都将票投给特朗普，即使是那些传统的支持民主党的州。”他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分析“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原因后，提出除了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产生的吸引力之外，还存在一些深层原因致使特朗普得以与希拉里在竞选中抗衡。当前，很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甚至不如25年前，而底层收入（经通货膨胀指数调整）与60年前大致相当。所以，当特朗普提出美国经济状况很差时，自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特朗普一再强调要整顿能源行业，重振煤炭业，加大美国国内能源开采，从而增加美国本土的就业。同时他提出的十点移民政策，不仅要在边境修墙来阻隔非法移民，还要废除奥巴马签署的相对宽松的移民法令。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对本报记者表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是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基础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尽管欧洲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也经历过起伏，但是美欧在危机中患难与共，彼此志趣相投。然而，特朗普的当选，给美欧的传统关系带来了威胁。对欧洲而言，美国的保障不再那么可靠。

　　　气候大会促进全球气候治理 

　　联合国马拉喀什气候大会2016年11月18日晚举行闭幕全会，会议持续到19日凌晨闭幕。与会各方就《巴黎协定》程序性议题达成一致，重申支持并落实《巴黎协定》的决心。各方代表就大会的决议草案举行多轮双边和多边谈判，于19日凌晨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巴黎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决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决定。

　　美国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研究学院院长阿迪尔·纳加姆对本报记者表示，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马拉喀什气候大会积蓄了动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这说明各国普遍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急迫性，并愿意作出承诺。

　　在纳加姆看来，虽然目前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当前的形势依然严峻。《巴黎协定》要求缔约方于2018年建立起一个对话机制，总结减排进展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供各国更新各自的减排贡献方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社会学院研究员苏菲·刘易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的宏观气候治理应着眼未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现在的一些极端气候记录可能会成为日常现象，讨论实际预案对于应对气候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肯·康卡认为，减缓气候变化固然重要，但适应当前的气候变化、尽量减少损失同样不可忽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变暖应对能力较弱，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对这些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不是未雨绸缪，而是眼前的紧迫需求，必须得到充分重视和切实的资金支持。

　　资金一向是气候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年发布的《气候适应资金差距报告》，2014年全球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投入了225亿美元，但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预计将高达每年1400亿—3000亿美元，到2050年将升至2800亿—5000亿美元，是此前预期的4—5倍。马拉喀什气候大会前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与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主席、摩洛哥外交大臣萨拉赫丁·梅祖阿尔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发达国家制定实现“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这一承诺的明确路径。《马拉喀什行动宣言》重申了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应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