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以“民主自由”自居，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进程”，不仅造成了国家间的对立，也让西方文明体本身显现出民主政治的极端化倾向和福利社会导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文明陷入一种困顿。人类社会需要从非西方文明中寻找发展演进的新路径，而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东方文明将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西方文明 个人主义 困顿 绿色文明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西方文明基于个人本体衍生出注重个性张扬和外向拓展的文明内涵，并逐步进化出“天赋人权”的核心文明价值。近代以来，居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明通过对外征服和全球扩张，一度统治了世界，从西方文明体中衍生出来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无法为全球化新时代下所产生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甚至在解决西方国家自身问题时也显得无能为力，西方文明正陷入一种困顿状态。

　　西方文明的进化 

　　从“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到“自由民主”的西方政治理念，再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权政治形态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古代希腊、罗马人作为后来的群体，面临着先于他们发展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文明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城邦、国家之间的竞争。他们所面临的本源问题是，怎样在其他民族面前取得优势以压倒对方而求得生存。这样，西方文明就种下了张扬个性以实现自我和使用强力而外向拓展的文明基因。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在海洋的拓展而奠定了生存基础，认为人定胜天。显然，西方文明的基因带有突出的“个体本位”特性，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也决定了西方人善于分析性归纳的逻辑推理，并形成了判断是非和理性认知事物的思维习惯。

　　此外，基督教的传播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西方伦理对人性“恶”的认识，突出体现在基督教“原罪”说的核心教义中。而“创世纪”假设试图解答人的本源问题，也设定了一个超越于人与自然的上帝来规制人的行为，从而结合“人本主义”的取向将人与自然分离，形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西方理性的内在逻辑。

　　这样，“人定胜天”的定位、“个人本体”的定义和“人性本恶”的定性，决定了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它突出了人“权利”的获取与拓展，缺少了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忽视了责任和义务的担当。因此，西方哲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哲学分析起点定位于“利己主义”，或者是“伦理而理性的利己主义”。①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淬炼，把人从“神”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以“人本主义”的取向为基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文主义”的伦理观点和“理性主义”的科学逻辑。②继而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了“天赋人权”这一近代西方政治理念的逻辑起点，从而在政治学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在经济学上确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明确产权属性，最终建构了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和以法治社会为保障的近代政治体制。同时，他们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开始了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西方文明基于国家在自然状态下的规范与法理，衍生出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体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并基于“无政府社会”（Anarchical Society）的假定逻辑，提炼了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本质属性，界定了运用实力和追求霸权的国家行为取向，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权政治形态。这样，西方国家便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国家利益为诉求，国家安全为取向，将自身的权力追求凌驾于非西方文明的生存之上。因此，西方文明通过自我进化，启动了近代化进程，从而走到了世界文明体系的前列。

　　西方文明以“血与火”主导世界 

　　西方在什么地方实施其“民主计划”，往往就会使得当地本已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混乱

　　近代以来，基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万国公法”，西方社会建构了一整套近代化的国际社会体制。与此同时，其发达的科学技术推动着西方社会走上工业化道路，而有效的政治体制大大优于非西方世界的封建制度，西方国家以其超越东方文明的优势地位，用“血与火”来开道，实现对东方社会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征服和统治，造成东西方文明体系失衡的状态。

　　西方文明中孕育的自由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民族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行为，导致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间惨无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社会中强权政治的逻辑、世界权力的追求、民族自利的行为和崇尚武力的取向，给正在探索自由解放的东方民族释放了警醒的信号。在近代中国倡导西方“进化论”的严复先生惊呼，“欧罗巴……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就连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斯宾格勒，也看到了“西方的没落”之端倪。

　　二战结束后，世界掀起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西方国家以其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和较发达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以西方的生产方式、贸易规则和金融模式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将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理念意识形态化，积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以西方文明模式为样板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冷战结束后，随着第二波全球化进程进入高潮，西方更加自负地以“民主自由”的教宗自居，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西方文明价值观政治化和绝对化，将“自由民主”的理念，教条而僵化地奉为独一无二的圭臬，并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挑战的所谓“政治正确”的神圣化名词，视之为人类社会的唯一理念和价值，作为一种世界各国都应遵循的终极政治模式。③基于此，西方国家便能以西方文明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改造和建构世界，国际社会便可以长期维持由西方大国所主宰的“新帝国主义”式的单极世界体系。

　　近些年来，西方战略家提出了一个在学理上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文明冲突论”，其理论虽在方法论上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窗口，但其用意却在于提醒西方国家要对那些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出战略性应对。为此，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拓展自身利益和压制非西方文明体的政治工具，自负而傲慢地俯视世界，并以自我标榜的政治模式在世界各地推动所谓“民主浪潮”。非洲的“民主化进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及中亚的颜色革命，均是西方深度介入当地政治的结果。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西方在什么地方实施其“民主计划”，往往就会使当地本已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治，本已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混乱。

　　为应对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压力，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国家以其意识形态化的“自由民主”作为政治正确的道义制高点，以霸权稳定的“美国治下和平”的单极秩序为合理诉求，以“权力转移”带来冲突与战争的假想性恐惧作为理论依据，挥动“普世价值”的大棒，动用“西化分化”的手段，采取“战略再平衡”的进攻性行为，力图确保西方社会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阻滞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保证西方文明继续主导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作为西方主导性大国的美国，力图维持其所主宰的“太平洋世纪”。在政治上，美国通过“前沿外交”加强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在安全上，他们利用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体系，建立以美日为轴心的海洋东亚体制；在军事上，通过海军力量的连接和反导弹系统的部署

　　实现东亚军事一体化；在经济上，则试图将部分西太平洋国家拉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而拆解东亚经济共同体。在东亚区域的具体安全问题上，美国高调介入南中国海问题，拉住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盟国采取保障所谓“自由航行”的联合巡航行动，承诺钓鱼岛防卫使用美日安保条约，默认并支持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修改宪法的行为，促使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挑起本来友好合作的中韩之间的矛盾。美国“战略轴心”转向亚洲，撕裂了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构架，搅乱了东亚文明区域的稳定局势。

　　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关系，总是以“血与火”的方式表现出来。“血”，表现为征服和扩张，导致冲突和战争；“火”，表现为武力和军事，结果是压迫和遏制。总之，近代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位居全球前列的先进性，自认为拥有了优越的文明，但其行为在世界其他区域所展示的却往往是一种野蛮。

　　当代西方文明的困顿 

　　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显现出来，开始陷入了一种目标模糊混乱和行为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

　　历史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进入21世纪以来，超越于意识形态的文明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突出地体现了出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重要行为体。傲慢的西方国家虽然还在到处宣扬其极端政治化的价值优势，但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显现出来，并开始陷入了一种目标模糊混乱和行为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

　　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和行为，甚至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就是将人类文明政治性地意识形态化，矮化了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从而得出了文明间关系的结果只能是冲突的极端结论。西方国家往往将“民主自由”的理念高度意识形态化，高举着西方模式民主制度的放大镜到处审视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所谓普世价值。

　　但事实是，西方文明数百年的优势扩张和近年来文攻武卫的民主化推进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按西方标准统计，截至2014年，也只有24个完全意义的民主国家（Full Democracies）和52个半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ies），分别占其列入统计的世界国家的14.4%和31.1%（合计为44.5%），占世界人口的12.5%和35.5%（合计为48%）；而所谓的混合政体和威权政治的非民主国家则分别占23.4%和31.1%（合计为54.5%），分别占世界人口的14.4%和37.6%（合计为52%）。④这也就是说，非民主国家仍占世界国家和人口的多数，而民主国家仍不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据美国胡弗研究所的拉里·戴蒙德教授统计，从2000年到2015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的民主状况出现恶化（Breakdowns）。确实，不少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民主不适应症”。民主化以后的非洲，种族冲突愈演愈烈；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则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东亚国家中，民主相对成熟的日本，其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也难以阻止其政治右倾化；中国台湾政党轮替导致社会的撕裂；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其民主化进程中展露出政府效率低下、腐败凸显和政治集团对立等弊病。面对这些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3月发表了封面长文，提出“西方民主病在哪儿”的疑问。

　　西方国家似乎也难以用民主很好地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两党政治中的极化现象和否决政治，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而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现象，则让美国人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感到忧虑。欧洲在人本基础上的高福利社会导致金融危机的恶疾，“欧债危机癌症无解，其深层次原因是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财政债务化、福利超前化与民主竞选极端化的‘五大矛盾’交织”。⑤英国的脱欧公投的结果，是否真正符合英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尚难以确定，但无疑是对欧盟整体利益的一种伤害。显然，现代民主制度在西方也遇到了“瓶颈”。

　　此外，西方国家秉持民主原则，在中东进行了一系列政权更迭行动，打碎了原有的国家体制，却没有承担社会重建的责任，这导致了两个西方社会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其一，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盛行，甚至产生了“伊斯兰国”的极端政权，并使恐怖主义袭击深入到西方社会，使得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信徒产生排斥，这与西方文明通过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而形成的宗教宽容和包容原则是相违背的。其二，国家治理的缺失造成安全环境恶化，由此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他们难以控制地涌入欧洲，严重冲击了西方国家经过现代化过程所建构的多元文化与开放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明社会所建构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是强调绝对国家权力追求而形成的强权政治形态，至今仍是西方大国国际行为的背后逻辑。最典型的就是西方大国间几百年来霸权竞争的“权力转移”逻辑，仍是美国战略界和政治家的战略概念，并决定着他们的“冷战思维”方式。基于此，美国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其领导地位的竞争者和霸权稳定秩序的挑战者，运用其超强的军事力量作为手段，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的进程，妄图阻滞中国的发展。这是一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所惯用的“血与火”方式的翻版，更是建构单一帝国霸权目标的体现。然而，美国这种强权行为，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也给已经深度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造成了反向冲击。可以说，作为西方文明主要代表者的美国，仍然秉持强权政治的逻辑，不愿跟上东亚国家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步伐。

　　我们还应该看到，给人类社会造成潜在威胁的一些全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还与西方文明的逻辑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所产生的科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有可能把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具体来说，基于近现代物理学而创造出来的核武器和各种高新技术武器，足以多次毁灭整个地球；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可能超出人的控制，并可能威胁人类本身的生存；生物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克隆人的出现或将颠覆人类的道德伦理。此外，源于西方文明的工业化在带给人类财富的同时，也正在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的生存条件已在逐渐恶化。需要指出的是，地质学家论证的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来临，正好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西方文明向世界扩张的时间相吻合，西方文明的科学主义引导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导致人类对地球地质结构非自然的决定性改变，这对人类的未来是福还是祸，尚难以定论。

　　美国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西方的衰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都表达了对西方衰落的深深忧虑。确实，西方文明体系虽然仍保持着政治经济的优势影响力，但却面临着无法应对的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似乎将陷入一种难以自我解脱的困境之中。

　　人类需要从非西方文明中寻找发展新路径 

　　不同文明应当在对话与合作中生成一种为全球共享的“绿色文明”

　　西方文明一度以其优势地位主导着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却难以应对新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超越西方文明，把目光转向世界其他文明地区，而东方文明所具有的深厚历史积淀和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可以给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选择。

　　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很大，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文明的分布，文明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彼此尊重，不同文明所产生的核心价值观应该互为补充、共存共荣，从而使世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文明体系。地球很小，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而需要进行相互对话与合作。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正在世界涌动，其标志是群体性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其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建立全球性的开放贸易体系和产业分工链条，形成跨区域和区域间纵横交错的相互连接网络。⑥

　　不久前，在中国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代表世界各区域的国家领导人共同达成努力实现全球治理的宏伟目标，这决定了具有东方色彩的“黄色文明”和具有西方色彩的“蓝色文明”将逐步消除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交流与融合，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整体提升，生成一种新型的、为全球共享的“绿色文明”。

　　（作者分别为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注释】

　　①Nietzsche’s philosophy is that of human egoism, of the assertion of individuality which all great philosophers have advised us to overcome in order that we may become really great and blessed. See Swami Krishnananda, The Philosophy of Life, Divine Life Society/Rishikesh, 2003, p. 352.

　　②苏浩：《西方对东方的文明冲击与“第二次文艺复兴”》，载黄会林主编：《世界文化格局与中国文化机遇——第三极文化论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③郑若麟：《法国媒体何来对中国的深度敌意》，《东方早报》，2008年4月23日。

　　④Democracy Index 2014,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 Report from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2015, p. 2.

　　⑤唐双宁：《明年世界经济更不确定》，《环球时报》，2012年12月25日，第14版。

　　⑥苏浩：《世界体系网络化：全球产业分工的未来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5期，第68-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