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力量的不断上升，是当前欧洲认同危机的具体表现。民粹主义，特别是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全方位崛起，反映出欧洲民众在当前认同碎片化时代寻找认同填补方式的急迫需求。深层次认同危机与民粹主义现实威胁之间的恶性循环正在逐步形成，这是当前欧洲政治的最大问题。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 民粹主义 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欧洲是否正在逐渐走向保守与封闭？这一态势似乎愈加凸显。2012年至今的短短数年，各类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各层级选举密集性崛起，已然成为欧洲主流政治的一部分。伴随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社会变革冲击加之诸多内外部安全挑战，一种“不安全”感弥散于欧洲社会各个群体之间，而欧盟和欧洲各国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低效，使得这种“不安全”感更夹杂着对制度的“不信任”，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制度认同。

　　认同危机的根源：“不安全” 

　　当前欧洲的“不安全”来自哪里？简言之，在当前包括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内外安全挑战的情况下，欧洲安全形势恶化。而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加速，非但没有解决安全挑战带来的认同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认同危机。

　　频发的内外安全挑战，是影响欧洲当代认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空前动荡，欧洲内部原本就极其脆弱的团结精神遭遇欧债危机的重创。同时，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入欧洲各国，多起本土恐怖主义事件将欧洲穆斯林群体推到风口浪尖，使欧洲多元文化社会受到极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认同危机伴随着愈发严重的排外情绪不断恶化。

　　欧洲历来以高福利自豪，但却往往忽视福利国家的基本单位是依照民族主义原则形成的封闭政治共同体。换言之，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事实上固化了欧洲福利制度中的“排他主义”。而这种先天的排他性是与人员自由流动的精神相悖的，伴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近年来中东难民潮的涌入，特别是各国在应对难民危机方面的低效，民众不断强化的“不安全”感，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现实基础。

　　“不安全”感不仅影响到各国的政治认同，还冲击了欧洲共同体的认同。伴随着福利国家和移民浪潮的对冲、各国社会经济形势和危机应对效能的差异，欧洲国家之间的界限在不断加深。出于自利和自保，“我们凭什么为‘懒惰’的希腊人买单”，“夺回我们的国家控制权”等口号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中此起彼伏，欧洲一体化的整体认同趋于弱化。

　　现有体制未能有效应对“不安全”带来的制度性认同危机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冲击的影响是欧洲当前“不安全”感的最重要因素，是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但是直接将这一外部安全影响落实到欧盟和欧洲各国现有政治体制上的，是当前危机应对制度和措施的低效。主流政党履行竞选承诺和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民众对无法掌控自己的国家感到恐慌。

　　首先，在欧盟层面，欧洲一体化若要成功实现“类国家建构”、建立民众和超国家机构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就必须以政治认同为基础和前提。在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结束了凯歌行进的理想时期，开始感受到来自民族主义的阻力，欧洲的共同体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并持续至今。可以说，对于欧共体或欧盟层面认同问题的讨论，对于民族国家和他们所协调合作产生的欧洲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争议，本身就是欧盟内在认同危机的表现。

　　然而，欧盟尚无明确制度来解决认同问题。欧共体的产生逻辑是一种基于外部不安全的集体应对，其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内部认同的一致，没有设定解决内部认同危机的“阀门”。但显然，当前的不安全已非欧洲整体的不安全，而在于成员国层面的安全问题和内部凝聚力的下降。在认同危机日益发酵恶化的今天，欧盟层面的无所作为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欧盟代表先进制度的观点不复存在。

　　其次，在成员国层面，制度的低效主要源自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代困境。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恐怖爆炸案、7月法国尼斯恐怖袭击等事件，给欧洲社会长期坚持的多元文化主义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关键在于，袭击者并不是来自遥远国度、文化和政治思维都陌生的“异己”，而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欧洲人”。“本土恐怖主义”逐渐露出苗头，是多元文化主义当代困境的体现。纯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措施并不足以形成稳固的政治文化认同，这是当前欧洲国家在处理难民和本国少数民族问题上裹足不前、争议频出的根源所在。

　　在本质上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是对多民族国家认同状况的一种“确认”，其本身不足以构成一种多元文化的“解决”方案。这种表象上的多元一旦被泛化，就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甚至引发文化分裂主义。这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各个文化群体在强化自己文化认同的同时，不再承认和肯定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

　　基于“不信任”的反体制诉求 

　　对于现行制度的“不信任”或“不自信”，在欧洲民主体制和多党制度之下必然会发展为部分人的反体制诉求，民粹主义裹挟民意的不满愈发势大，这是由民粹主义的特质所决定的。民粹主义反对代议制政治，自诩代表民意而质疑精英统治，因此，它是制度认同危机的必然产物。

　　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崛起，除了有制度性认同危机的诱发和催化之外，本身也折射出当前欧洲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如保罗·塔格特所言，欧洲民粹主义的产生既依赖于代议制民主，同时又是对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缺陷的一种不满和挑战。可以说，民粹主义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源于“民主的赤字”，即政治治理与民意相差巨大。欧洲民粹主义在根本上来源于人们对政党体制、对民主的合法性、对公民身份、对一体化的同质文化规范的危机意识。当前，欧洲民粹主义反体制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当前最突出的表现是各国政坛的右倾化现象，而疑欧党派和极右翼势力的群体性出现，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集中爆发的体现。民众的不安心理在主流政治中找不到合理的解决路径，民粹主义依托极端民族主义适时填补了政治代言的空缺，充分利用并煽动人们对于危机和未知的恐惧心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第二，欧洲范围内左右政党向民粹方向的合流。当前，欧洲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政党的政治聚合。西欧、北欧的民粹主义多为右翼诉求，包括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种族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却并非右翼，既有偏右的“强硬派”民粹主义，还有偏左的“温和派”民粹主义；南欧则以左翼民粹主义为主。各种民粹主义势力都声称代表民意，但“人民”的内涵却显然因国而异，他们能在全欧范围内同时起势，不仅因为全球化与一体化对于各国的无差别冲击，也在于各国普遍存在的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以及传统左翼的衰落。民众厌倦和反感传统政党日益精英化、腐败丑闻不断，希望出现“非官僚”的“草根”人民领袖领导“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来改变现状。而同时，主流政党并未提供一个较好的认同构建方案，政治上的联合执政仅仅代表了一种选举层面的短暂联盟，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治认同。

　　认同危机与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 

　　当前欧洲政治图景中，民粹主义已经构成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最大威胁。其根源在于民粹的反民主、反体制特色，加之它的“空洞化”特质，可以使其与任何一种其他的主义相结合，在短时期内发酵为新的反体制力量，会在根本层面对欧洲既有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民粹化趋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底层民众的诉求和对社会的不满。如果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既有的民粹主义运动会使当前的认同危机不断发酵升级。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民粹主义愈发显示出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迹象，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已经朝着一个脱离制度性认同危机的独立问题方向发展，并与认同危机相互促进，这一恶性循环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欧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形塑力量。

　　民粹主义并不是新鲜的现象。自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民粹运动以来，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但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欧洲民粹主义往往是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势力，这一特点决定了欧洲历史上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现成为绝对多数的民粹主义政党。然而，伴随当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全面崛起，这一情况似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民粹主义本身也并不具有社会改造力。历史上民粹主义变革的成分是由其所依托的其他“主义”带来的，在这些“主义”中，极端右翼或极端民族主义会对欧洲多元社会的认同构建提出最大的挑战。20世纪后期至今，伴随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现象的主导形态，民粹主义的情绪化、短视化、碎片化、极端化，加上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开放、封闭保守的特质，正在不停塑造着欧洲的政治图景。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欧盟和欧洲各国的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却极有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右翼民粹已经逐渐发展为一个脱离了认同危机的独立问题，一定程度上，一个反向的认同联盟正在形成，民粹主义成为国际化问题，甚至已经蔓延出欧洲。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积极加强与跨国政党之间的联系与支持，使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国际化，影响力大大增强。如欧洲民族运动联盟已经成为一个泛欧洲的极右政党联盟，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只要民众依然缺乏安全感和寄托，他们就有生存的空间。

　　欧洲不能任由一个认同危机和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恶性循环将在长时期内侵蚀欧洲几十年来的认同建设成果，甚至毁掉欧洲上百年的民主根基。一方面，这并非杞人忧天，不管是俄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还是19世纪晚期美国著名的“人民党”运动、本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抑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成为政治主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旦发生认同危机，民粹主义总会使政治的内容和基调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也需要从欧洲当前的认同危机中得到警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比较，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越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民粹主义的毒副作用就越大，就越可能泛滥成灾。如何积极及时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认同危机，有效打破民粹主义和认同危机的恶性循环，乃至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紧迫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沈晓晨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张利华：《从英国脱欧公投看西方民主困境》，《人民论坛》，2016年第23期。

　　②伍惠萍：《民粹主义日益侵蚀欧洲主流政治》，《人民论坛》，2016年第3期。

　　③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④Stijn van Kessel.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agents of discontent?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 2015.

　　⑤Hans-Georg Betz. Xenophobia, Identity Politics and 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Socialist Register ,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