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传入，以往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之基础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被重新包装后，并被赋予“普世价值”的神话，以至于人们错误地认为，如果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而不对其加以承认，便是离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人间正道，这其实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不是“普世价值”？在今天的文化交往和交锋中，为什么有人会杜撰出“普世价值”的神话？我们可以从当今世界的特征及文明冲突等话题中看出它的虚幻性。

　　“普世价值”何以成为假象 

　　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潮，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斗争中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其最大的功绩就是破除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神对人的精神统治，实现了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提出的各种原则都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形式的来源。

　　思想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点，启蒙思想家也不例外。从所体现的阶级意志来说，启蒙思想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因此，所谓的“理性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平等”“人权”等都是幻象。尽管理想和辞藻很美好，而历史的现实结果却并不美妙。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为什么能被说成“普世价值”呢？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除了自身同封建贵族之间存在对立，还存在与其他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对立。在阶级斗争中，与其他阶级和阶层相比较，资产阶级是领导者，进行自我标榜，说自己不是只代表资产阶级，也代表其他各个劳动阶级和贫苦大众。相应地，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就成了“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化身，带有了“普世价值”的假象。

　　自资产阶级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存在。所以，在以往每一次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形成独立的阶级运动，并提出超越资产阶级运动的新口号。这样一来，就历史地超越了“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和“普世价值”。以“平等”而论，就不能只是提出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最根本的还是要消灭阶级差别本身。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更普遍的阶级利益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时代的需要，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价值观。这样，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就丧失了普遍意义，也谈不上具有“普遍价值”。

　　“普世价值”神话的出现与冷战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他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点。这个“终点”有两层意思：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自由民主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两点构成“历史的终结”。如此一来，国际上开始流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的说法，国内少数人之所以也信奉“普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影响。

　　其实，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不太成熟的理论。他本人就一直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在2007年的《国家构建》中，他就强调一种所谓“强国家”的作用，意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能力”，国家的民主也难以保障。在2012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又提出了“制度多元化的发展脉络”思想。此外，福山也注意到，美国民主政治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取决于美国民主能不能自我纠错。如果不能够自我纠错，则前景黯淡。可见，福山本人对他的论断也是充满疑惑的。

　　不仅如此，世界形势的客观发展也反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冷战结束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不太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屡次发生都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社会基本矛盾。所以，同之前的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西方世界制造的主导性文化战略 

　　一些人受到“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有关。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该书虽然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把多元文明的世界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尽管他在书中看到西方世界及其文明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境，但其内心还是坚持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了一种“普世主义”。

　　亨廷顿认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存在重大分裂与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亨廷顿同福山一样，也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崩溃”。由于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占得优势，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他们有义务让非西方国家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并让他们的体制也贯彻这些价值观念。从西方世界本身的利益来看，作为美国政府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较早地对冷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和发展态势做出了正确预判。尽管亨廷顿的预测与判断不少都得到了印证，但他毕竟代表西方世界的利益。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实是要为西方世界制造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战略，他所使出的利剑，就是启蒙学者提出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

　　美国政府正是直接遵循了“文明冲突论”的制胜战略，其具体表现就是推进民主战略实践，宣传“普世价值观”，引发各国民众对现存政权的不满，进而策划“颜色革命”，推翻现存政权，最终实现以西方“普世价值”的标准改造和熔铸非西方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两个伊斯兰国家。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政权被推翻后，人民没有看到“普世价值”的实现，看到的是战争和内乱不已。战争和动乱造成的难民潮，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伊斯兰文明在回应西方基督教文明及“普世价值”时，又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并逐渐演变为恐怖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不应有的动荡和乱象，其危害迄今难以消除。

　　西方世界自诩其“普世价值观”，并借助经济、科技、军事等优势，将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这样的做法必然引起其他文明的批评、反对和抵制。维护自身文明的传统，发展和创新自身的文明，是每个文明共同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文明共同体应有的权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马克思主义原理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