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疆民族问题在国家对内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帝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俄罗斯帝国在它存在的那段时间里呈现出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多样性并存的特征，对俄罗斯帝国边疆民族问题的考察能为我们处理现今民族问题提供思考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   边疆问题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治下民族众多。殖民扩张不仅拓展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也使政治、文化、宗教和传统各异的非俄罗斯民族被纳入到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此时，俄罗斯帝国对国家统一思想赋予特殊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卡特科夫在《莫斯科公报》上发文指出：“我们要保持完全的希望，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发展，俄罗斯将稳固的确立自己国家的完整性，深刻而强烈的感受到自己的统一，为了这种统一，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土地上的所有人都会为此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认为，俄罗斯必须是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自此，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成为19世纪中期之后俄罗斯帝国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标。

　　建设“统一而不可分割”国家面临的困境

　　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扩张不仅引起海外帝国间的竞争，也孕育了自己的敌人民族主义，帝国的扩张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俄罗斯帝国19世纪中期之后面临的巨大困境。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19世纪，几乎囊括俄罗斯帝国所有民族的民族运动高涨改变了帝国的统治方案，同时也为政权提出了新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它包括波兰问题、波罗的海问题、穆斯林问题等。

　　波兰是一个拥有古老国家制度传统的民族，拥有自己的精英贵族、繁荣的文化和文学语言，只不过这一切在1793年和1795年的瓜分中被破坏了。作为波兰民族自觉意识先行者的精英贵族，一直将恢复波兰的国家传统作为自己追求的梦想。因此，波兰人在俄罗斯帝国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1831年和1863年的起义震动了整个俄罗斯帝国，它不仅向帝国政府和俄罗斯社会发起了挑战，而且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波兰的民族起义惊醒了帝国政权，它不仅表现了部分帝国居民的不忠，也是对帝国稳定与统一的挑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永远都是不能彼此存在的最彻底的敌人，应严惩所有叛乱的波兰人，因为他们是“背叛”的民族。波兰问题由此产生。后来波兰问题不仅仅成为波兰本身的问题，它还成为了所有“异族人分离主义”运动的代表。

　　波兰的实例促使帝国政府开始关注其他异族的发展。19世纪70～80年代，波罗的海边区开始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波罗的海男爵在边区的特权和日耳曼文化在边区的主导地位，使帝国影响力在波罗的海边区变得越来越微弱，德国的统一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帝国的政论家们由此开始激烈批判波罗的海边区的特殊制度，认为正是这种制度威胁帝国的统一。波罗的海问题的实质在于波罗的海边区不断的日耳曼化，及由此造成的波罗的海边区与俄罗斯帝国的疏离。

　　19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多数边疆民族问题主要涉及帝国西部边疆居民，但最终分离主义的幽灵却出现在帝国的东部地区，由此产生了穆斯林问题。这个问题由喀山传教士提出，他们对大量受洗礼的鞑靼人转向伊斯兰教深感忧虑，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受到东正教传教士“反穆斯林”活动的影响，而且还有能力向非穆斯林民族传播。传教士认为，伊斯兰教对非穆斯林民族的影响是对居于优势地位的俄罗斯文化的威胁，没有被同化的穆斯林是不可靠的臣民，他们威胁着俄罗斯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独特的穆斯林文化在俄罗斯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它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总之，边疆民族问题的出现威胁着俄罗斯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这些问题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关注和帝国政府的担忧。至19世纪末时，还出现了芬兰问题、犹太人问题及乌克兰问题等。对于帝国政权来说，边疆民族问题的出现使出现此问题的民族在政府的眼里变得异常危险。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障俄罗斯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障“统一而不可分割”国家战略的有效性。

　　建设“统一而不可分割”国家的政策选择及结果

　　俄罗斯帝国面对边疆民族问题，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允许非俄罗斯民族保留自己的身份认同，要么同化他们，如果少数民族没有被驱逐或同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身份，一旦他们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就将成为帝国的严重威胁。因此，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整合与同化，培养境内民族对俄罗斯国家的认同，是帝国政府维护帝国统一与稳定的必然选择。

　　虽然不同的边疆问题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帝俄政府始终认为，俄罗斯化政策是解决所有这些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方式。从19世纪60年代起，帝俄政府的政策开始偏离过去维持现状、同忠诚的非俄罗斯贵族合作的传统模式，开始向行政管理上一体化和语言文化上俄罗斯化方向转变。俄罗斯化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推行俄罗斯式的行政机构、推广俄罗斯式的语言文化以及实行俄罗斯式的教育方式等。帝俄政府的政策目的在于使非俄罗斯民族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方面与俄罗斯帝国融为一体，使俄罗斯帝国成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帝国境内存在1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会）、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多神教等多种宗教。俄罗斯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仅占（全俄）居民人口的44%，当时，乌克兰人占居民人口比例的18%，波兰人7%，白俄罗斯人5%，犹太人4%，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共占5%，中亚、高加索和乌拉尔—伏尔加河地区的穆斯林大约占居民人口的12%。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算作是“俄罗斯民族”的情形下，“俄罗斯民族”才构成全体居民人口的大多数（2/3）。由此可知，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仍呈现出语言、宗教、民族的多样性，帝俄政府没有成功同化大部分非俄罗斯民族。

　　建设“统一而不可分割”国家的失败原因分析

　　在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双重夹击下，俄罗斯帝国走向了崩溃，建设“统一而不可分割”俄罗斯国家的目标没有实现。建设“统一而不可分割”俄罗斯国家失败的原因较为复杂，对失败原因的分析难以涉及其方方面面，但至少需要考量这样几个因素：

　　其一，在覆灭之前，俄罗斯帝国一直遵循传统的封建王朝专制原则和等级制度原则，而民族和宗教因素只起到次要作用。遵循封建等级原则使被同化为俄罗斯民族的吸引力不足，因为只有成为贵族才拥有特权，至19世纪末，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由经济上落后、文化水平低下、无政治权利的人构成。

　　其二，俄罗斯帝国的社会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欧工业化国家，帝国缺乏十分重要的同化条件。如普遍的义务教育、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虽然19世纪60～70年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些改革并未影响到所有非俄罗斯居民居住的地区。再加上改革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大大减缓了同化的进程。

　　其三，帝俄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执行时，遇到非俄罗斯民族的强烈反抗。帝国政府认为，只要借助残酷的镇压手段和推行更为强制的同化措施，这种反抗运动就会被抑制，结果却适得其反，残酷的惩罚措施反而更加剧了各种矛盾冲突的升级，这样，民族运动同革命运动一起撬动着帝国的根基。

　　（作者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帝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CSS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