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
深刻的经济政治大剧正在当代欧洲上演。金融危机的可怕创伤过后，紧接着就是主权债务灾难。在受影响最深的国家里，人们面对的是公共服务、工资、养老金、工会和社会权利遭受的大规模攻击。严厉的紧缩政策使这些国家每况愈下并陷入深深的萧条之中。其结果是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大规模的失业愈演愈烈，在希腊和西班牙，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50%。在欧盟，这正在导致更加激烈的内部冲突，既有社会冲突，也有政治冲突。
面对多重危机，传统的劳工运动似乎出现了混乱和局部瘫痪。社会民主党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困惑，这反映了这些运动的深刻危机。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其长期执政的国家扮演了猛烈攻击工会和福利国家的急先锋，另一方面，对严厉谴责目前欧盟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的言论和诉求，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予以接受和支持。工会也遭受了多重危机的打击，而且已经无法阻止对它们的攻击。当然，大规模的失业也在削弱它们在谈判桌上的力量和影响。广泛的行业结构调整、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临时工使用的增多导致了工会权力的丧失。
2011年，大批年轻人在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抗议表明了政治左翼的瘫痪。这些抗议运动更多地是受到了开罗解放广场抗议事件的鼓舞，而不是受本国政党或工会的鼓舞。后者无意建立联盟，使斗争政治化，或给斗争指明方向和提供内容。相反，大部分工会组织已经陷入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社会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势力已经摒弃了二战后具有历史意义的劳资妥协，对工会运动发起了攻势，并抛弃了福利国家最美好的东西。
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上演，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却几乎沉寂了下去。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危机深重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大量的失业、贫穷、苦难和不幸，而工会和劳工运动却不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常规的、可靠的替代。就工会提出替代方案的情况看，它们忽视了策略，同时也没有显示出使用必要的斗争手段获得进展的能力和意愿。欧洲层面的工会在措辞上变得尖锐起来，但一旦需要必要的动员来抵制攻击时，它们就犹豫起来。
在产生过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激进的工会和劳工运动的地方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何没有发生更强烈的反对和抗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工会和福利国家进行了最严厉的攻击——直到来自人民和沮丧的选民的抵制将它们赶下台，并以更加忠实于金融资本的右翼政府取而代之。为何会走到这种地步?
本文将探讨目前工会在欧盟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具有许多结构性障碍，同时还具有阻碍工会在当前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内部的意识形态障碍。本文将描述对所谓的社会欧洲(SocialEurope)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最重要的发展态势:对公共服务、养老金、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攻击，以及强大的反民主倾向。但是，首先有必要简略地说明当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
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
现在，有许多迹象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时代已经终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或在南欧自称为社会主义党)的政党将无法独自或与其他政党联合赢得选举并组成政府。然而，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即作为一种政党结构担负起某种进步社会项目，现在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结束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目标——通过渐进的改革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将经济置于政治控制之下，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很久以前就被放弃了。相反，将要成为重点的是它在黄金时期——福利资本主义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即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政党担负起社会项目。
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改变已经历经很长时间，但今天更加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揭示政治说辞的薄纱下所隐藏的东西。凡近年来在欧盟国家当政的社会民主党，其领袖一直忠实地执行着残酷的紧缩政策，同时指导着针对福利国家和工会的大规模攻击。反过来，这导致了对社会民主党支持度的大幅下降;除极少数例外，今天欧洲各国的政府中几乎难觅它们的踪影。
社会民主党在其黄金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贯彻阶级妥协——不是代表工人对付资本，而是对资本主义管制经济框架内的各阶级进行调解。结果是，这些政党(特别是在它们长期当政的地方)从工人群众组织变成了深深融入国家机器中的官僚组织，其成员锐减，组织也日益转化为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和新政治精英的竞选机器。
尽管社会民主党立足于阶级妥协，但作为资本所有者，它却陷入了更深的意识形态危机，服从于自身资本积累的需要，在1980年左右开始逐渐放弃历史性的妥协。社会民主党深深地融入到国家机器当中，随着新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对国家的强烈影响，它们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样，社会民主党在过去几十年的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对公共福利的攻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第三条道路”的标签下，如在英国，还是在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所谓的“新中间路线”下，甚或是在瑞典“人民之家”飘扬的旗帜下，都是如此。事实上，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政府占多数时，在欧盟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使得当时一位评论家得出了“左翼已经所剩无几”的结论。
左翼在金融危机后就政府的应急措施发表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言论充分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腐朽。欧洲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大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证明了左翼政治正在回归。他们认为，国家调控和凯恩斯主义已经重获荣誉和尊严。然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改革政策与政府孤注一掷地拯救投机者和金融机构(也许是资本主义自身)是有区别的。许多人认识到，后者只是将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反动的、反社会的紧缩政策代替了经济刺激计划;通过紧缩政策，银行和金融机构以牺牲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福利和就业机会为代价得到了保全。
社会民主党无一例外地支持了欧盟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条约和重要的财政紧缩立法。它还完全支持建立单一市场，这实际上是一个放松管制、私有化、破坏公共服务和工会的系统工程。社会民主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其中一些政党支持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然而对这些政策的需求却违反了它们推动通过的那些条约和法律。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使自己陷入困境，并在日益滋长的社会动乱与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欧盟的忠诚的夹击下越来越难以为继。
政治危机也影响到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政党，在已经由这些政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国家——法国、意大利、挪威和丹麦——产生了消极的、乃至灾难性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小型左翼政党已经受制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支持私有化以及美国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之类的战争。它们从来不是这个制度的坚定批评者，更遑论提供一种可靠的替代方案了。这意味着，面对经常爆发的、反对紧缩政策和快速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社会抵抗，今天的欧洲几乎没有任何有力而合法的政治或社会力量能够带头进行组织和协调了。
在传统的工人政党不同程度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地方，这种发展趋势的一个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后果，是对政治左翼的信心已经破灭，而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则有所抬头。在多数欧洲国家，象征这些政治的政党现在已经走上了舞台——并进入了议会。各种迹象显示，要使劳工运动能够再次发动进攻，并建立起更为广泛的替代性社会项目，就有必要对左翼进行政治重构。
对公共服务、工资和养老金的大规模攻击
许多人期望，具有破坏性后果的金融危机会使人们最终告别新自由主义、投机经济以及自由市场力量的霸权。这些政策导致了社会财富由劳动到资本、由公共到私人、由穷人到富人的大规模再分配。这个制度已经名誉扫地，当然，政客们现在也意识到系统地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已经遭到了惨败。赌场经济必须终止了。在冰岛，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及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赌场，其中，一小部分投机者通过牺牲全国民众的利益不可思议地致富。这是不能容忍的，管控和调节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管控和调节并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和投机者等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仍然坐在“驾驶座”上。当然，危机前和危机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事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哪种“解决方案”被选中，也不是由纯粹的理性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权力关系决定的。如果理性占上风(如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至上)，破坏性的投机经济就有可能被停止。如果实行监管，增加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民主控制，或禁止卖空、对冲基金以及各种高风险(所谓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也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样做，银行的权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会受到限制，目前解除了富人的负担并鼓励不受约束的投机行为的税制也会得到改革。
市场管制的放松、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广泛的投机，是推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为此，许多国家举公债拯救它们的银行、金融机构和投机者。其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许多国家，很多人受其影响至深，就连新自由主义者和投机者都担心会发生社会动乱。但是，时间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反对投机经济的群众斗争并未成为现实。欧盟一些国家的工会进行了动员，但欧洲联合攻势从未实现。这样，新自由主义者仍可以按照其经济政治利益继续实施改变欧洲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推卸责任。虽然他们无节制的投机行为和财富由底层流向上层的大规模再分配引发了危机，但他们现在却说，问题在于人们“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即退休金和福利服务都是一流的，而这是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特别是，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认为希腊的劳动人民在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就赋予了自己特权。这种说辞正在得到宣传，目的就是使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攻击合法化，并使金融资本得到保护。
欧洲工会研究院(ETUI)很快证实，这些指控只是脱离实际的神话。例如，在1999年到2009年间，希腊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是德国的两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希腊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间(2152小时)比挪威人(1422小时)或德国人(1430小时)都多。虽然有些职业群体退休年龄较低，但提前退休所得养老金过低，几乎没有人会使用这样的机会。这些虚虚实实的东西在主流媒体和欧洲的政治生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充分表明了现有的权力关系、媒体对精英的屈从，以及左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
尽管救助计划拯救了投机者，但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民主控制或所有权。当然，由于过去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势力通过放松管制和财富积累在我们的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因而这样做会非常具有挑战性。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会议的最后公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份公报只有大家熟知的新自由主义建议，即进一步消除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没有哪个建议涉及监管金融市场的需要以及从银行和金融机构募集更多资金的需要。这样，损失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有化局面再次出现了。
各国政府、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三者俗称“三驾马车”——并未恢复凯恩斯主义政策并重新调节金融。相反，它们以危机为借口进一步改造社会，以满足金融资本的需要。这样，“三驾马车”目前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所实施的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通过的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即大规模私有化——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别无二致。例如，在希腊，铁路、雅典和萨洛尼卡的供水、公用事业、港口、机场以及国家电信公司剩余的公有制成分已经私有化了。裁员、私有化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广泛攻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时尚。这必然造成经济萧条和社会危机。
在一些欧盟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匈牙利——工资状况、工作条件和养老金状况严重恶化。在许多国家，养老金被削减了15%—20%，西班牙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削减了5%，而波罗的海国家则被削减了40%多。在希腊，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已经减少了20%以上。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公共部门中仅有1/10的空缺职位有人填补，意大利是1/5，法国是1/2。在德国，公共部门已经削减了1万个就业岗位，而英国已决定削减近50万个就业岗位，这实际上将会使私营部门失去几乎同样多的就业岗位。
一些国家的增值税大幅提升，社会福利、特别是失业人员和残疾人的福利被大幅削减，预算被削减，劳动法被削弱(尤其是就业保障方面)，最低工资减少，全民福利计划已经转变为发放救济项目(英国儿童福利就是如此)。同时，资本税一直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集体协议和劳动权利不是经由与工会谈判而是通过政府法令和/或政治决策被搁置在一边。提高欧洲企业竞争力成为所有社会关切都要服从的主要目标。这代表了欧洲一种引人关注的新局面。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对工会的攻击结合在一起都是致命的，而欧洲的历史经验让它们显得尤其可怕。如果工会无法遏制这种发展趋势，欧洲工人运动将会面临历史性的失败，这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前华尔街经济学家、现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Hudson)指出，反对工人的大规模战斗正在发生:欧共体正在利用银行按揭危机——以及对中央银行公共预算赤字货币化的不必要禁止——的机会对政府进行罚款，而且如果政府不同意使工资回落到较低水平，它甚至会使它们破产……欧盟告诫各国政府:“加入对劳工的斗争，否则我们就摧毁你。”这就需要独裁，于是欧洲央行从民选政府手中接管了这一权力。今天的新金融寡头把摆脱政治控制、取得“独立”作为“民主的标志”来庆祝……欧洲正在迎来新自由主义极权统治的时代。
一个日益威权化的欧洲
欧盟对目前欧洲发生的事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盟机构呈现出民主的赤字，而且这些机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形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的利益主导的。欧盟治理机构利用这场危机发动大规模的战斗，旨在进一步按照资本的形象改变欧洲。
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正在转移到非选举产生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欧盟唯一由选举产生的机构——欧洲议会——在许多过程中都是靠边站的。因此，欧盟现在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和方式向进一步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目前，这种发展态势是通过许多政治改革推动的。
1.欧洲学期(Europeansemester)。这意味着各国政府每年都要将其有关国家预算和结构变化的建议提交布鲁塞尔“批准”。
2.《欧元附加条约》(EuroPlusPact)。这是一个放松管制和财政紧缩的条约，涉及所有欧元国家和其他已经决定加入其中的欧盟国家(英国、捷克、匈牙利和瑞典一直没有加入)。对工时、工资和养老金的抨击构成了条约的一部分。
3.新经济治理(neweconomicgovernance)。它包括六项新法律，也被称为“六项规则”。其目的是为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提供法律依据，包括强制执行规则。
4.《财政协议》(FiscalPact)。按照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说法，该协议应是不可逆的，它将通过对不符合要求的成员国实施财政制裁和其他制裁等方式，集中欧盟的经济力量，使之进一步去民主化。这是一个政府间协议，因此不是欧盟制度框架的正式组成部分。
这其中有几个条约和协定互有交叉，但反映了集权化与政策工具自上而下的威权化程度在日益加深，包括权力由民族国家转移到布鲁塞尔，由欧洲议会转移到欧盟委员会。与此同时，一些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核心国家与周边弱国——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国家——之间的分裂日益公开化。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基本上都处于仍然远离民主合法性的机构的管理之下: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欧洲雇主协会、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以及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ＲT)为欧盟新的经济管理模式而欢呼雀跃。
正在出现的经济政治(economicpolitics)的去民主化，以及为实施反社会的紧缩政策而对工会运动的攻击，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被击败以来极其少见的发展态势。欧洲法院之前的四个判决(见下文)都构成了对欧盟工会权利的限制，包括采取劳工行动的合法权利。此外，至少10个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当局没有与工会谈判就搁置了集体协议，在公共部门实施减薪;局势的严重性已经非常清楚。一个日益威权化的欧洲正在形成。
成为障碍的欧盟
这种发展态势可以得到阻止吗?社会欧洲有可能避免福利和个人权利正在遭受的大规模攻击吗?整个欧洲的社会力量有可能被调动起来，以遏止资本主义势力及其政治仆从的大规模攻击，从而使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并最终创建出社会攻势的基础吗?
要讲清楚这些，我们就要更好地了解工会在社会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是什么阻碍了它们以强有力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投入战斗，从而至少可以捍卫通过福利国家赢得的社会成就?我们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外部障碍以及运动本身的弱点进行审视。
人们日益认识到，欧盟本身不仅对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障碍，而且也对社会斗争形成了障碍。我们将考量六个方面的障碍。
1.民主赤字
第一个障碍是民主赤字。它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最近几年愈演愈烈。但是，来自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的官方消息却与此相反，而且还得到了欧洲工会联合会和欧洲工会运动其他方面的支持。它们声称，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向增进民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在许多领域都扩大了它的权威。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一些成员国多多少少都被置于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管理之下。此外，在制定上述新条约和制度的许多情况下，议会都受到了排挤。最后，授权委员会对不遵守严格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稳定性标准(stabilitycriteria)的成员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新权威，将使权力由各国民主选举的议会转向非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从而使欧洲的决策过程进一步去民主化。
2.新自由主义的宪法化
通过《里斯本条约》及以前的条约，新自由主义已经被宪法化为欧盟的经济制度。资本流动的自由以及建立企业的权利像刻在石头上一样确定无疑，所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都服从于这个原则，这一点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一直看得很清楚了(见下文)。自由竞争是欧盟各项条约的另一个基本原则。近年来，这一原则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服务市场上———服务市场不同于商品市场之处在于服务贸易主要涉及流动劳动力的买卖。
长期以来，欧洲政治左翼的普遍看法是，社会主义受到了欧盟条约的阻碍。在以稳定性标准和新的制裁制度迫使成员国的结构性预算赤字低于GDP的0.5%、政府债务低于GDP的60%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或者可以称之为战后时期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不被允许的。这表明民主在欧盟成员国受到了大幅限制，也代表了走向更加威权化的新自由主义欧盟的重要一步。
3.不可逆的立法
欧盟的决策过程使上述原则和决定几乎是不可逆的。虽然所有成员国对自己的宪法都有某种制度化的保障，如通过特定多数(2/3或3/4)修改宪法，但在欧盟，只有达成完全一致(如全部28个成员国)才能修改它。这意味着，通过普通的政治进程使任何欧盟条约趋向进步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成员国中的一个右翼政府就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4.欧元对经济的束缚
目前存在于28个成员国中的17个国家的欧元，在经济上束缚了许多国家。只要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不同，而且没有缓减经济不平等所需的大量共同预算，各国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今天，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凭借以出口摆脱危机的战略，从中获益最多，而危机最为深重和债务缠身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都是输家。后者没有本国货币可以贬值，来使它们的出口商品更便宜，进口商品更贵。那些国内消费高而竞争力弱的国家被迫进行所谓的内部贬值，即通过减薪和削减公共开支增强竞争力。这当然符合欧盟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但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是毁灭性的。对于需要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国家，这种经济束缚还会加剧各国工人之间的矛盾。
5.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缺乏同时性
欧盟成员国的决策过程缺乏同时性，阻碍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的工会和社会运动的跨国动员。尽管欧盟的许多政策被欧盟机构所接纳，但不同成员国是在不同的时间实施这些政策的。例如，不同的国家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攻击和削弱，是根据欧盟的建议而不是通过直接立法，在一段时间里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针对这些攻击在欧洲发动一次统一的动员是不太可能的。
这同样适用于欧盟的私有化政策。欧盟很少做出直接私有化的决定，而只是做出放宽限制的决定，或将其竞争规则运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这导致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私有化，正如我们在能源、交通、电信等领域所看到的。此外，不同的国家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实施这些政策的，因而也就难以在整个欧洲动员起协调一致的抵制行动。
这一非常特殊的立法进程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各成员国不是直接使用指令，而是必须首先将其内容转化为各国的法律。不仅如此，欧盟的法律法规是以深奥的官方语言书写的。各国政府和政客常常利用这一点有意淡化各种法律建议的影响，而之后的事实表明，这些法律建议往往具有广泛的负面影响。
6.欧洲法院作用的扩大
最近，在对一些欧盟条约和法律——特别是服务贸易，即流动劳动力贸易方面的条约和法律——进行重新解释并有效扩大其应用范围方面，欧洲法院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了解一下对2007年12月到2008年夏季间作出的四个判决——维京案例、拉瓦尔案例、卢佛特案例和卢森堡案例——的实施情况，所有这些判决都造成了对工会权利的限制，包括罢工的权利。
在做出这些判决之前，主导的观点认为劳动法律法规不在欧盟管辖范围内，它们属于民族国家的司法管辖权。通过上述四项判决，与此相对的观点得以明确确立:劳动力市场法规服从于欧盟竞争法，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建立企业的权利。这些判决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对于在一个成员国建立而在另一个成员国开展工作的公司的工人来说，所谓的《派遣工人法令》(PostingofWorkersDirective)由其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最低标准法令变成了最高标准法令。
该法令规定，要遵循东道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但是，根据上述判决，这一条现在变成了只包括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一些最低条件，这就造成了西欧的社会倾销(socialdumping)——破坏了经过几十年工会斗争所取得的工资水平和劳动保护法律。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建筑行业以及宾馆、饭店和交通等服务行业。
在目前单一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中，各国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是真正刺激这种发展趋势——在相当程度上受欧盟法律的保护——的因素。旨在确保相似情况下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际劳工组织第94号公约》干脆被欧洲法院忽略了。再加上来自东欧的许多个体工人在西欧遭遇的合法的和非法的高失业和过度剥削，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会如何一点一点被削弱，社会衰退如何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变得司空见惯了。
欧盟正在威胁欧洲的统一
总的来说，欧洲目前的形势极为严峻和戏剧化。尽管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和平愿望而成立的，但是今天欧洲精英们的欧盟计划却正在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惊人的分化。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正在瓦解。我们因而面临着矛盾的情形，即“欧盟和平计划”是目前欧洲统一——不是国家统一，而是社会统一——的最大威胁。不能忽视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引发国家对抗的后果。鉴于欧洲的历史状况，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无异于是在玩火。
面对上述所有这些障碍，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认为整个欧盟可以通过广泛的泛欧动员从内部进行变革这一点是否现实?也许，各国为了挽救自己的经济和人民的福祉，不仅有必要远离欧元，而且有必要远离欧盟本身。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大规模地动员工会和民间力量，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团结、具有凝聚力的欧洲，从而消除整个欧洲解体的可能性。
内部的意识形态障碍
虽然欧盟对社会斗争构成了重要的外部障碍，但是阻止工会履行其历史任务还存在内部障碍。这不仅涉及意识形态层面，同时也涉及在应对全球新自由主义攻势——生产结构的国际调整、不稳定工作和迁徙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放松——下的新挑战时已不再那么有效的传统和组织结构。
就意识形态层面来说，这种情况受到左翼危机的强烈影响，其中一个事实是:在欧洲层面和国家层面，社会伙伴关系和社会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主流劳工运动的总体思想。这意味着，社会对话作为促进工人利益的方式被赋予了崇高地位，从而完全放弃了对具体权力关系及其如何促进或阻止工人发展壮大的分析。这样，社会伙伴关系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如下认识:在当前形势下，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才能实现。
当然，批评社会对话和社会合作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指责工会与雇主进行商讨和谈判。这些事情是它们一直在做的，而且必须继续做下去。批评是针对这样的事实，即社会对话始终都是劳工运动工具箱中的诸多工具之一，但现在却变成了主要策略。而且，劳工实际上选取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历史经验，并视之为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南。如果说社会对话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效果，尤其是在二战后的前几十年里，确切地说，那是因为此前发生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权力变化。换句话说，阶级妥协和社会对话是斗争动员、激烈对抗和均势大变化的结果。
然而，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中，劳工领袖却将它们描述成是增强工人和工会影响力的原因。这种分析错配(analyticalmismatch)造成了工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混乱，例如，欧洲工会联合会认为:“欧盟建立在社会伙伴关系原则的基础之上;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使所有人受益。”
面对雇主和政府目前对工会和社会权利发动的大规模攻击，这种意识形态诉求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毫无疑问，欧洲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从其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妥协中退出，因为他们正在对其以前以妥协的名义接受的协议和制度进行攻击。然而，社会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仍深深植根于欧洲工会运动的方方面面，这在(现已退休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约翰·蒙克斯的如下言论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他的出发点是论及美国劳工运动——其中的积极分子正在争取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一些趋势:
如果工会能够超越它们街头抗议的传统热情，而去争取广泛惠及工人的政策变化，那么欧洲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机会。鉴于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和绝望的雇主，这个时候不适合进行大战。相反，这是要求构建福利金、培训、磋商等框架并实现更公平的薪酬制度的时候，这样，当经济最终复苏时，就不会再次出现过去10年中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蒙克斯发表这番言论时，金融危机在一些欧洲国家所导致的冲突加剧的状况早已发生。在不需要传统的街头抗议、战斗等的情况下，蒙克斯想要如何获得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加公平的薪酬制度?他显然没有说明白。他的意思也许是，这可以通过向雇主作出更大的让步来实现?不管怎样，欧洲工会联合会居然与欧洲各种雇主组织签署了一项为“欧盟2020年战略”(EU2020strategy)作准备的极为脆弱的联合声明。这发生在2010年夏天，当时，希腊工会已经进行了多次大罢工，西班牙工会正在准备大罢工，而法国工会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斗争也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声明呼吁:
在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建立最佳平衡……弹性安全政策必须辅之以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宜的营商环境、充足的财政资源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尤其是，社会伙伴自主制订的工资政策应保证实际工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对非工资劳动成本要加以适当限制，以支持劳动力需求……［就公共服务来说，］必须通过从平衡的公私合作关系中更多地获益以及使公共管理制度现代化等方式，提升其可及性、质量、效率和效益。
在一个危机四伏、阶级对抗增多、对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环境中，却要求对非工资劳动成本进行限制，并通过这样的公私合作关系使私有化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将服从社会对话作为主要策略，只会打击那些力图抵制社会倒退的人的士气。
许多工会面对的另一个内部障碍是它们对传统工人政党的依附。这些政党的右转，以及上述左翼的意识形态总危机，也影响着工会。然而，它们对这些发展态势的反应各不相同。在许多国家(如挪威、瑞典、英国)，全国工会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相互忠诚依然牢固，而在其他国家则较弱。
在北欧国家中，只有丹麦工会联合会宣布正式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但并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在英国，有些工会，如铁路、航海和运输工人全国联合会，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并采取了明显更为左倾和激进的立场。在德国，施罗德(所谓的红—绿)政府(1998—2005年)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全面攻击，这导致了工会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信任关系的严重破裂。当社会民主党在野时，它试图再次接近工会运动——这种策略并不特别，但却受到工会联合会领袖迈克尔·索默(MichaelSommer)的冷遇:“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是它们不幸为信用缺失所困。它们执政到2009年9月，参与了许多我们认为错误的决定。要恢复信任，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时做得最极端的事情发生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鉴于这些政党如此轻易地实施了对福利国家和工会运动的大规模攻击，更广泛的劳工运动也许该重新考虑其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密关系了。至少，在这些经历过后，很难想象欧洲的工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还会那么密切——尽管过去有许多严重的冲突被忘记了。
抵抗的增加
鉴于广泛的放松管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全球和区域机构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和协同抵抗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国的工人与另一国的工人、一国的群体与另一国的群体、一国的福利水平与另一国的福利水平之间的对立。但是，跨国协同抵抗需要地方和全国强大而活跃的运动。没有抽象的反危机和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斗争。只有当地方和全国性的运动认识到为了加强对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动势力的斗争需要跨国协调时，社会斗争才能国际化。但是，国际协调的前提是有需要协调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地方上组织抵抗并建立必要的联盟是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欧洲的社会斗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危机加剧了矛盾并引发了对抗。在许多国家，大罢工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希腊，人们受到了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的严重打击。在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已经举行了大罢工和/或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011年11月14日，欧盟六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的工会同时发起了大罢工，而其他国家的工会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或有限的罢工，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态势。
虽然这些斗争的成果到目前为止还很不明朗，但是，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发展的希望:与其他新的、非传统的社会运动结盟——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就像西班牙的“愤怒者”和葡萄牙的情形一样。至少有一件事情清楚了:欧洲社会模式——就我们从其全盛时期所了解到的——已经被欧洲的精英们所放弃，尽管其中一些人仍在对工会运动施以口惠。
尽管社会斗争的欧州化面临着许多障碍，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由跨国工会和社会运动组织发动的全欧斗争。其中一个例子是反对《欧盟港口指令》(EUPortDirective)的斗争;在罢工和示威等来自下层的压力之后，该指令在2003年和2006年被欧洲议会否决。另一个例子是反对《服务指令》(ServicesDirective)的斗争，该指令尽管没有被否决，但最终做了修改。尽管反对《欧盟宪法》(后来是《里斯本条约》)的斗争在欧洲也面临着一定的阻力，但进行斗争动员的主要国家最终取得了胜利，首先是法国和荷兰，之后是爱尔兰。
实际上，目前发生的对工会和福利的激烈攻击反倒增强了欧洲一些工会领袖的声音。欧洲公共服务工会副秘书长维勒姆·古德瑞安(WillemGoudriaan)指出，《欧元附加条约》意味着“在欧盟对集体谈判前所未有的干涉”。甚至连谨慎的欧洲工会联合会秘书长约翰·蒙克斯也在2011年退休前不久改口，对《欧元附加条约》作了如下描述:“欧盟势必与社会欧洲相冲突……这不是一个竞争性条约，而是一个生活水平更低、不平等更多和工作更加不稳定的不正当条约。”而在2009年，他还在说，所有人“现在都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主义者”。
2011年，一向与欧盟友好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在欧盟历史上第一次敦促欧洲议会否决修改条约的提案，这进一步表明，变化正在发生。这可能引发欧洲工人对欧盟合法性的质疑。现行的条约修正案涉及欧盟紧急基金(欧洲稳定机制)——其任务是把钱借给处于危机中的成员国——的设立。当希腊危机爆发时，这样的机制还未确立，而是由欧盟采取了临时措施。欧洲工会联合会拒绝了这一提案，因为这个条约不包含任何与所谓的社会欧洲——正在日渐成为遥远的目标——相关的东西。
随着严苛的紧缩政策的持续，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加深，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工会运动的内部矛盾有加剧的可能性。在2011年5月雅典举行欧洲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也许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工会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在国会大厦前示威，指责欧洲工会联合会背叛了斗争，并要求他们回家。
就政治话语来说，由于欧洲工会联合会2010年9月29日在布鲁塞尔、2011年4月9日在布达佩斯、2011年9月19日在弗罗茨瓦夫组织了一些象征性示威活动，欧洲工会回应经济危机的言论正日趋激进化。然而，在随后出现更加投入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之前，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然，工会行动的缺乏并不仅仅是国际工会组织的领导者个人的责任。欧洲工会联合会委员会由来自许多国家工会的代表组成，各种决定都能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社会均势的巨大变化、危机及阶级矛盾的激化造成了新的局面，它们毁掉了在后二战时期延续社会契约政策的基础。资本家改变了策略，但工会运动却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思考其后果，是今天的工会运动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该做些什么?
政治的右倾化以及左翼的意识形态危机意味着，必须发挥工会运动自身更加核心、独立和进攻性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不是政党意义上的，而是在社会斗争中表现出更为宽广的政治视野。工会运动中的大多数人现在不准备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有这种可能性。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工会运动就要经历一个变革的过程，这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全球重组、新自由主义和危机造成了新的斗争环境。从中期来看，政治左翼的重组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社会进步和民主化，那么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就已经为此敞开了大门。随着危机的发展，实际上越来越需要一个新的、激进的政治行动方向。但是，可以想见，工会难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重建自身。眼前的任务是应对资本家及其政治仆从的对抗性攻击，并针对对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发动的大规模攻击开展防御战。然而，从长远来看，这还不够，正如苏格兰社会主义党成员穆雷·史密斯(MurraySmith)正确地指出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工人运动都存在结构性缺陷，这给政府和统治阶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缺陷是政治性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靠和可见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替代模式不是短期内抵御攻击、甚或赢得战斗的前提。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缺乏相关的替代模式会产生遣散效应(demobilizingeffect)。这个问题早在目前的危机发生前就出现了，但危机使它成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那些据信可以赢得广大民众支持的政治力量应有替代政府的观念，这是必要的;这并不一定要马上实现，但是要有这种观念。这种政治纲领是民主决定的，它将通过组织商品和服务性生产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意味着，要采取打破金融对经济的束缚、创立公有金融部门、使公共服务重新国有化、实施累进税制等挑战财产权的措施。
因此，要为正在进行的反对危机和社会倒退的斗争提供灵感和方向，具有替代性的社会发展观是很重要的。但是，还不能断言缺乏替代模式就是主要问题。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由许多因素构成。对私有化的替代是不实行私有化，对竞争压力的替代是更多的合作，对官僚制和上层控制的替代是民主化和下层的参与。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的替代是再分配、累进税制和自由、普遍的福利。对破坏性投机经济的替代是银行和信贷机构的社会化、资本管制的引入及禁止与可疑的金融工具打交道。这个列表还可以更长。
也许，不是缺乏替代模式的问题，而是进行动员和利用资源——实施替代模式所必需的——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为此，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传统——将根深蒂固的社会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对话的信仰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进行一场政治对决是非常重要的。工人阶级、工会和其他民间力量目前正面临着一场由上层发动的残酷的权力斗争。目前社会对话在欧洲呈现的、将工会对这些攻击的回应引入政治权力真空的一贯倾向，不过是在削弱工会的动员能力。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工会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是明确提出工会斗争的新的行动方向的时候了，正如2011年1月27日巴斯克工会组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举行第二次大罢工时提出的那样:我们已经走上街头，举行了两次罢工，并将继续进行动员。因为我们不想要他们为我们准备好的贫穷的未来。他们威胁我们说，危机过后，一切都不再相同。使事情有所不同该由我们说了算。必须继续为真正的变革、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经济将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运行——而战斗。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斗争可以促进新的领导力量和新的组织的发展。虽然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威权化倾向在目前的欧盟占主导地位，但精英的反社会政策也能引发社会爆炸，特别是在南欧。在追求权力和财产关系更多的根本性变化和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的地方，它可以为其他发展趋势开启可能性。这是一个日益威权化的欧洲与一个日益民主化的欧洲之间的战斗。就目前情况看，威权化的趋势占了上风，但权力关系可以再次发生变化。
［阿斯比约恩·瓦尔(AsbjrnWahl):挪威市政雇员联合会，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道路运输工人分会，争取福利国家运动组织;张永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马天平: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本文原载美刊《每月评论》2014年1月号，译文有删节。）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