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1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讨论中国发展模式所面临的问题。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最近很多迹象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的快速提升和对中国模式认同感的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从深层次看到中国发展模式优势。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但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

此外，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的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如果是，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些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持续下去，更不用说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正在失去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本来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错误理解保GDP增长，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而不惜拯救和保护很多应该淘汰甚至已经淘汰了的企业。很多高能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融危机大大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金融危机正在有效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只有看到了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以持续，中国也才会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