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既然有国家存在，国际社会就会存在无法避免的国际权力争夺。但从长远的、战略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视角看，这种对权力的争夺必须遵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寻求责任与权力的平衡。

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如同硬币的两面，权力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手段，世界上不存在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存在无权力的责任。责权一致是组织设计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国际关系中也同样适用。美国等西方大国一再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接受并且也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和实际行动，然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却未赋予中国必要的权力。这种做法与说辞是自相矛盾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守成大国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把追求权力变为追求本国人民的更大福祉，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维护世界全体人民的正当利益。既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获得了实质性提升，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守成大国就应当正视这种现实，对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平衡，使这些新兴大国切实地负起应尽的责任。

当下，守成大国对国际权力的重新配置非常在意，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在经济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产生很大疑虑。这其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是最典型的表现。以金融领域为例，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2010年，世界银行通过新一轮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了4.42%。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的投票权目前是3.55%，仅排第6位。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热烈响应，但美国、日本却极力阻挠，虽然以两国的失败告终，但未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和斗争将不可避免。

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之间如何理顺关系，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激烈冲突甚至战争，成为摆在当代大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提出的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是避免重蹈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唯一可行的新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摸索形成的历史的和理性的选择结果。如果不考虑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以某一国的意志为标准，强制性地要求世界所有国家都实行同一种意识形态，既不尊重历史，也不符合现实要求，反而会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东很多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后的乱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模式。意识形态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本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各国由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无可厚非。

睿智的大国领导人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化意识形态斗争为意识形态竞争，把政治对抗变为政治对话，从而使本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和利益。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坚持自己的道路选择，同时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自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不断学习其他意识形态优点和长处来改进完善自己的大国，才能在这场意识形态竞争中取得持续的胜利。

说到底，意识形态不具有目的价值，而是一种为民族、为大众的发展造福的工具性手段。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先进时代，各国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不应该总把眼光局限在意识形态分歧上，而应该务实、理性地承认差异，接受各国的不同选择；不要把精力和资源投放到怎样去颠覆、破坏、战胜别人的意识形态，而是全心全意地关注怎样完善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本国的人民大众造福。如此才是世界之大幸，也是各国人民众望所归。

从根本上说，当今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既不依靠野蛮的战争杀伐，也不能仅诉诸某些政治势力的鼓噪喧嚣，决定胜负的只能是各国人民的切身感受和理性认知。因此，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避免价值观的分歧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最好的应对策略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体制的完善上，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和希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成为决定大国地位的主要指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是成为大国对外关系的首要目标。随着经济因素作用的提升，大国在资本、市场、资源、科技和人才领域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

中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严重失衡、西方国家对先进高端技术出口的限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认可以及在国际重大工程项目的竞标中针对中国采取恶性竞争策略等问题上。不仅如此，在某些时候和场合，正常的市场竞争被恶意竞争甚至互相拆台所代替。

在恶性竞争问题上，最好的解释就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对于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偏好的假设，在具有敌意的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因此，构建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还需要平衡与新兴大国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可否认，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媒体同样存有对中国的抱怨和不满之声。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将扩大出口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出口产品的同质性，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制造”成为直接竞争对手。另外，由于中国大量进口资源性产品、到对方国家收购矿产企业，其他新兴大国不甘心沦为资源性产品出口国，担心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这也会造成中国与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紧张关系。

为化解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利益矛盾，中国应遵循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原则，在遵守规则、积极参与、有序竞争的前提下，切实保障本国应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要通过对话协商、友好合作的方式，推动本国与这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制度化的方式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也可以考虑与所有大国建立高层次的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并尽可能避免使其政治化，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仅靠单一国家的应对难以奏效，这就要求各大国必须在治理问题上协调合作。其中，世界和平与发展亟待破解的共同难题包括全球气候异常、核扩散、恐怖主义等。但是出于推卸历史责任、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利益等原因，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守成大国总是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说得多、做的少，讲别国的多，讲本国的少，以致造成事实上的拖延和不作为。

如果说大国之间的核威慑给世界带来的是“恐怖的和平”，那么包括伊核问题、朝核问题、恐怖组织寻求核武器等的全球核扩散，则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更是对人类安全与文明社会构成严峻挑战。

目前，大国之间比较成熟的协调机制包括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金砖五国峰会、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朗核问题“6+1会谈”等，在缺乏协调机制的领域，大国也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核安全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全球性机制平台内进行政策协调。应该说，机制平台并不缺乏，目前亟需的是各大国达成共识、合理分配责任、确立治理方案、加强治理过程中的协调与深入合作。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协调无疑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关键。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势必导致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具体表现在全球治理领导、治理规范和治理结构三个方面。只有各大国齐心协力，才能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普遍、高效、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治理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切入点。中国作为国际地位快速上升的负责任大国，理应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大国协调与合作，把“中国梦”的伟大理想与“世界梦”宏伟蓝图连接起来。

在化解大国之间的国际权力争夺上，关键词应该是寻求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责任与权力的平衡；在处理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关键词应该是变斗争为竞争；在处理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上，关键词应该是竞争与合作并举；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关键词应该是加强协调与合作。尽管要求各大国完全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21世纪的大国领导人，必须要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向这个方向努力，唯如此，才能实现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