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颜色革命”是热门话题。在俄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Yandex上查询“颜色革命”，可以得到200多万个结果。这一另类“革命”已经在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及俄罗斯周边国家导致政权更迭。对于这种“剧毒”，惯于居安思危的俄罗斯人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我们发觉了利用所谓‘颜色革命技巧’的种种企图，从组织非法公众抗议活动到社交网络的公开仇恨敌对宣传。”不久前，俄总统普京在内务部会议上指出，“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挑起国内斗争，打击我国的宪法基础，最终打击我们的主权。”

普京说，俄罗斯应当“加以防范”，以策万全。

貌似温柔，毒性很大

万事爱较真的俄罗斯学者认为“颜色革命”应有以下三个内涵：

一、在群众街头抗议行动的压力下、在国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实现政权更迭的过程；

二、“颜色”运动势力主要使用非暴力政治斗争方法推动政变；

三、美国和英国策划的推翻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合法政权的行动。

“颜色革命”往往显得很“温柔”：它像天鹅绒，令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剧变时未经大规模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它像玫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参加者人手一支玫瑰花，不费一枪一弹就搞掉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它像橘子，2004年据说因政敌下毒而变成橘皮脸的美男子尤先科登上了乌克兰总统宝座；它在吉尔吉斯斯坦以郁金香为象征，于2005年拱掉了阿卡耶夫政权，5年后又把阿卡耶夫的掘墓人巴基耶夫送进了政治坟墓。

但“颜色革命”的毒性很大：2010年底爆发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起阿拉伯世界多国内乱，暴恐活动肆虐，至今仍在发酵。乌克兰的第二次橙色革命即“广场革命”，逼得合法总统流亡国外，引发内战，造成近万人死亡，导致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逼近“新冷战”。 

摧毁政权的套路

西方编导的“颜色革命”，并非个别人的即兴演出，而是处心积虑的政治行为，是策划者、培训者、资助者、煽动者、闹事者、追随者协调行动，暴恐分子和雇佣杀手偶尔客串的大戏。

西方策划“颜色革命”，一定是针对其憎恶的政权。找准目标之后，先要“准备炮火”，发动信息心理战。

通常是这样五个步骤：第一步，寻找并组织一帮政治活跃分子，形成势力。第二步，提供信息支持，加剧他们的政治极端情绪。第三步，帮助他们动员群众，发起政治抗议。第四步，发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介入或参与抗议运动。第五步，让抗议运动发生“链式反应”，提高频率，增强力度，扩大队伍，伺机摧毁政权。

如何摧毁政权？西方有两个成熟的套路。

第一个套路是围困政府机关，逼它缴械投降，或诱使其暴力驱赶。

以乌克兰为例，2013年底开始，首都基辅几万名“革命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独立广场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安营扎寨，导致政府无法正常工作，濒于瘫痪。

此时，如果政府出动军警驱赶或清场，必然发生冲突，那就正中策划者下怀。之后，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客就会“仗义执言”，指责该国政权“残酷镇压本国人民”，不由分说地宣布它“失去合法性”，逼迫其下台，否则就会受到“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基辅发生街头抗议后，乌克兰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放下身段，在西方国家代表见证下跟反对派达成协议。不过这样也没有让事态平息。亚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第二天就被迫逃离基辅，流亡国外。由此可见，一旦形成政府机关被“革命者”围困的局面，现政权不论是镇压还是主动下台，都难逃死路一条。

第二个套路是重新选举。

如果反对派选举落败，他们会硬说“选举舞弊”，西方则会接过话头，断言选举无效，接下来反对派会理直气壮地要求重新选举。如果当局确有舞弊心中有鬼，或者软弱退让，那就得重新选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支持的反对派很可能反败为胜。

近年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总统选举，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这些国家每逢大选，几乎都要上演一场反对派夺权的大戏。

围困和选举这两个“颜色革命”奇招真的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合法政权难道就跟小青蛙遇到眼镜蛇一样，只能坐以待毙？

普京“大夫”不信邪，他还找到了“颜色革命”的三剂解毒药。

第一剂解毒药——法治

对于群众游行集会，莫斯科也曾有官员“灵机一动”，想用非正规手法加以阻挠。2003年，有人想在市中心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一位政府官员出了个“高招”——把广场入口的地砖挖掉几块，立个“奉上级领导指示，广场施工，闲人免进”的牌牌，让抗议者“无地自容”。亏得上级领导英明，制止了这一昏招。否则，脾气火爆的俄罗斯人如果迁怒于国家最高领导，后果会很严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后，普京敏锐地觉察到，群众游行集会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成为“颜色革命”的导火索。俄罗斯随即制定了《集会示威游行法》。

至2014年，俄《集会示威游行法》已生效10年，已与时俱进地作了6次修订。其中仅2012年5月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至2012年8月，就修订了3次，针对的就是2011年底到2012年初右翼反对派搞的“沼泽广场革命”。

根据《集会示威游行法》，举行此类活动的两大原则是合法和自愿。年满16岁才有资格组织集会，组织游行则需年满18岁。无行为能力者或限制行为能力者、剥夺自由者，均无权组织集会游行。

组织者有12项义务，包括须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监督参加者遵守公共秩序，在活动期间保证公共秩序和公民安全，执行在场行政机关代表或警察的一切合法要求，在参加者有违法行为时终止活动，遵守行政机关规定的活动地点人数限制，保证活动地点植物、建筑物、设备、器具和其他财物完好无损，佩戴明显标志，监督参加者不得遮盖面部，等等。

参加者也有多项义务：必须履行组织者和行政机关代表的合法要求，遵守公共秩序和活动规则，保证交通安全，不得遮挡面部，不得携带枪械、刀具、爆炸物、毒物、刺激性气味物品、易爆易燃物、烟花爆竹、发烟物和酒类，不得处于醉酒状态。

对前往采访的记者也有明确要求：需携带记者证或身份证明，佩戴媒体人的明显标志。

对于那些赶不及制定法律来约束的活动，俄罗斯会颁布总统令。

例如，莫斯科人最钟爱的集会地点是红场南侧、克里姆林宫旁的“瓦西里斜坡”。那块空地犹如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微微向南倾斜，与南面的莫斯科河大桥和河对岸的沼泽广场，共同构成了一个足以容纳十余万观众的“露天剧场”。由于担心反对派在此集会，形成围困克里姆林宫的危险局面，2012年初，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发布总统令，规定瓦西里斜坡是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一部分，举办集会要提前三个月申请，而且须经总统本人批准。反对派尽管心头添堵，但也没了脾气——当局不是下禁令，而是依法规范。

游行集会获得批准后，也有两条限制：一是有时间限制，过了申请时间继续游行集会，当局就驱赶，再闹就拘留。二是有人数限制，申请一万人游行，来了两万人，要交罚款，申请两万人游行，来了一万人，也要交罚款。2012年有一次支持普京的游行，实到人数超过申报人数好几倍。普京事后说：“没想到那么多人支持我！得，罚款有我一份！”

吸取了乌克兰的教训，俄罗斯议会于2014年通过新的反恐措施，把扰乱国家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的行为定性为恐怖活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下辖的研究所也制订措施，惩治扰乱国内政局稳定的行为。

目前看来，俄罗斯不太可能出现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乱象。还没等反对派在克里姆林宫旁的红场上拉起队伍，搭起帐篷，警察就会走过来，先对你敬个礼，然后彬彬有礼地问：“公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没事？没事就赶紧走人！” 

第二剂解毒药——“招安”

俄罗斯民众喜欢把右翼反对派称作西方的“第五纵队”，认为对这些人只能围追堵截，严加管制。普京则另辟蹊径，为我所用——与其让他们把矛头对准当局，给政府添乱，还不如把他们纳入体制，让他们彼此争夺进入政权的机会，同时为当局献计献策。

2011年普京决定再次竞选总统后，放宽了对建立政党的限制，把建党所需最低党员人数从4万名大幅降为500名，对政党地区分布的最低人数也不再作法律规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也无须征集选民签名。

放宽限制以来，在司法部登记的合法政党由8个增加到75个，此外还有100多个政党在建。

新增加的60多个合法的在野政党，原先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当局和“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现在则忙于争夺进入立法机构和地方政权的机会，同中央政权反倒相安无事。在2014年的联邦主体和地方议会选举中，新成立的一些在野党甚至与当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合格候选人。

当局还动用了财政手段。起先的规定是，在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中，不论哪个政党，每得一票即可获得5卢布的财政拨款，2008年，这一数额提高到了20卢布。这一举措，提升了各政党通过合法手段参与政治竞争的兴趣。

对于异己言论，与其堵塞，不如疏导。

2012年，普京提议仿照英国的做法，在大城市设立“海德公园”，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莫斯科设了两个，在高尔基公园和索科尔尼基公园，分别在二环路和三环路旁；圣彼得堡设在冬宫附近的马尔斯广场。任何人只需提前三天申报，不用批准，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发表言论。

2013年9月19日，在瓦尔代俱乐部十周年年会上，笔者目睹了普京如何做反对派的工作。

那天，他在做完主旨演讲后专挑体制外反对派提问。面对一贯指责当局大选舞弊的国家杜马前第一副主席、现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共同主席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普京请他提问时亲切地以其小名“沃洛佳”相称，对经常在电视节目中批评当局的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成员、电视明星、普京已故恩师索布恰克之女克谢尼娅·索布恰克，普京用爱称呼唤她，“克秀莎，说吧……”

昔日气势汹汹的反对派衮衮诸公，都不约而同地不再批评普京，不再攻击当局，仅轻描淡写地请求释放因违反《集会示威游行法》而被拘留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媒体人戏称，俄罗斯反对派“被招安了”。

普京那天还嬉笑怒骂地批评美国民主：“俄罗斯总统是全民直选的。你们没做到吧？别吹什么民主了！” 

第三剂解毒药——民生民心

舆情调查显示，俄罗斯居民最关心的是改善社会福利、稳定物价，民主和人权仅有9%~10%的人关心，位居居民十大关注焦点之末。

2015年3月26日，俄罗斯《观点报》在总结普京15年执政生涯时，把改善人民生活与车臣反恐、制止国家解体、终止寡头干政、收回克里米亚并列为普京的五大政绩。

普京非常重视改善民生。2012年5月7日，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上任当天就签发12项总统令，确定了住房、文教卫生、退休金、军队建设、对外政策等领域今后6年的任务，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

为弥补苏联和叶利钦时期对社会消费的亏欠，普京一直坚持职工平均月薪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方针。俄罗斯GDP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达三分之二，与发达国家相近。

2014年，受油价低迷、西方经济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经济仅增长0.6%，各项财政预算开支削减5%，但社会福利开支不减或少减。2015年2月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尽管居民收入增长率已经低于通货膨胀率，71%的俄罗斯人感受到经济危机的明显影响，但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比例依然高达76%。

考虑到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愤恨以及反腐对社会稳定的重大作用，俄罗斯当局于2008年7月首次出台反腐败国家计划，2008年12月又出台《反腐败法》，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申报自己、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和收入情况。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有义务向联邦税务机关提供自身和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财产及收入信息，其中包括各自的收入、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等。

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每年都带头公布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情况，在全国起了遵纪守法的表率作用。例如，普京在2014年4月11日公布了2013年度的个人财产申报数据，其收入为370万卢布（当时约合64万元人民币），有三辆国产车、一套77平方米的公寓。

为了封堵官员的贪腐途径，防止高官身在俄国心在西方、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带路党”，俄罗斯于2013年起实施名为《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账户及财产》的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官员、议员、央行和国企高管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不得拥有公务必要以外的境外资产和银行账户。想拥有境外资产，那就别当俄罗斯的官员。

如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本国领导，反对西方，亲近中国。俄罗斯列瓦达中心2015年2月底的民调表明，只有15%的人支持体制外反对派（2011~2012年40%的城市居民支持反对派），只有10%的人愿意参加政治抗议活动。

（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标题:俄罗斯寻找“颜色革命”解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