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路

面对自身也在不断调整中的资本主义，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90年代以来出现的“网络社会”（“赛博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三个内在关联而又存在明显差异的逻辑进路。

其一是“后马克思思潮”，这一逻辑进路在理论旨趣上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本身的批判维度，但实际上放弃或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批判的理论逻辑。显然，这种“后马克思思潮”是一种复数形式的存在。既包括提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分析消费社会的鲍德里亚，运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主体的反思来激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齐泽克，也包含明确召唤“马克思的幽灵”的德里达。

其二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即坚持或尊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出发给出批判性分析和革命策略的当代左翼思潮。佩里·安德森、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理论，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尼尔·史密斯和克里斯托弗·亚瑟等人倡导的“新辩证法”，鲍勃·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等都可以看作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其三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外延更加宽泛的逻辑进路，简单说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批判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现在西方十分流行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身份认同、性别平等、生态危机等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内蕴其中的现实挑战，对于女权、生态一类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回避的焦点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向

除了上述三种逻辑进路之外，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围和发展还应充分考虑在法国、意大利兴起的以“生命政治”为核心范畴的激进政治学、作为英美主流学术话语内部变异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遗产并有所发展的德国以“资本逻辑”（价值形式）批判为焦点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然而不得不承认，“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三种主要的逻辑进路，以及上述不同的理论思潮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理论主题的交叠和逻辑方法的互涉。只不过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借用了特定的学术逻辑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百舸竞流的理论态势。无论如何，构成其主要思想特征的问题指向有二。

第一，是对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探寻与揭示，对“历史已经终结”的思想幻象的破除。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石油危机的缓解，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后福特制”）取代福利国家制度（“福特制”）成为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趋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寻求新的理论资源和逻辑通道来说明资本主义本身的对抗性本质及其历史暂时性的本质。这一点在上述种种理论思潮中都可以得到明晰的体现。

第二，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本质的发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中，寻求新的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新的革命主体，并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国际时代的议会民主斗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建构，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思路，甚至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都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话语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新实用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更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直接竞争的对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爆发，的确曾经令西方的左翼学者欢欣鼓舞。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例子就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讨论正重新成为一种学术热潮，甚至是思想界的时髦。然而，将近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新自由主义已经在理论上被普遍宣布为一种已经失败的策略，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实践上却似乎远未走到日薄西山的境地。尽管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似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以冰岛、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面临困境，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似乎又一次幸存了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已经开始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和挑战。2014年11月上旬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一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上，会议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

可以说，着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何以幸存这一根本性问题，围绕资本主义对抗性本质的新的表现形式、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的求索仍将在若干年中构成困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主题。而在逻辑方法上，我们将看到一种明显的“回到马克思”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危机的直接影响所产生的理论效应，至少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那个不断被宣布为过时的马克思总是在历史的危机时刻重新出现。这样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总是不断盘旋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上空”。另一方面，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西方左翼思潮短暂忽视或告别马克思，但只要涉及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反思，就总是无可奈何地回溯到马克思的理论地平线上去。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曾经通过符号学的“生产之镜”反观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但齐泽克却在从象征（符号）域向真实的逻辑过渡中，重新开始强调“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的主要议题虽然是在对权力话语的批判中阐发生命政治学，但人们却很容易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发现马克思的身影。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动向

从所依托的学术资源、运用的逻辑方法，以及具体理论主题的选取来区分，当前值得我们关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持续关注。在2014年，西方左翼思潮的一个主要议题仍然是对《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这一研究既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对话的意义上阐发激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也包括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拓展性地运用于不同的学术领域，如空间问题的讨论、文化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资本论》研究复兴的线索上，试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激活来阐发针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源。

其次是对辩证法的高度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资本论》研究的持续开展——用列宁的话说，《资本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从不同的学术资源出发，都汇集到了辩证法的当代阐发这一焦点之上。如对英美分析哲学不满的“新辩证法”学派、后结构主义为确立自身的理论合法性而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追溯等。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可以用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结构辩证法”，或“系统辩证法”来界定这种辩证法的探索。当然这种辩证法也提供了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存在巨大差异的“否定性”观点。

再者就是作为从“福利国家制度”（福特制、消费社会）批判中生发而来的“生命政治”和激进政治学。近年来，这一思潮表现为福柯权力话语批判和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两条话语的汇合，并且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挑战。尤其是在后者那里，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理解，以及“信息时代”生产劳动方式（非物质劳动）的新思考，提供了一个今天激活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本质的重要维度。

还有就是结合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展开，以及流行的社会思潮，而形成的从女权主义视角、生态主义视角，分析全球化资本主义何以幸存的思路。如前所说，这一思路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同时也杂糅了不同的理论方法。比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本身就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最后还必须注意到，出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危机的考察，以及二十多年来前苏东社会主义地区发展滞后的反思，以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等事件为契机，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思考，包括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重新评估，也构成了2014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关注热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回到马克思”这一理论主题。

总的说来，回顾总结2014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焦点话题，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当代左翼思潮理论突围的若干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既包括主题的延续，同时也涉及逻辑的交叉和融合；另一方面也明显体现出了西方左翼学者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理论敏感性。在资本主义仍将幸存，并且有可能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的情况下，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说明其危机的可能性，并制订新的革命策略，就成为困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幽灵”的马克思主义以多种更加具有批判性张力的形式被召唤出来，将出现在不远的未来。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