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曾经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通过洋务派
的介绍和宣传,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了最初的了解。清末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
士通过书报杂志,著译结合地将西方的政治学说,如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政治理念
和议会、政党、文官、司法、地方自治等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1903年,京师大学堂在大学中首先开设政
治学课程。随后,有不少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也设立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
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
初,正当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研究时,1952年以前苏联的
高教体制为蓝本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取消了中国所有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由此政治
学在新中国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又重新
建立了政治学系,但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领域其他方面的问题。1964年,中
央为了加强外国问题的研究,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
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在分析中国政治学全面停顿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
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
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
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
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①
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中国政治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学者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研究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
题,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如果作一
个粗线条的勾划,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发展了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文化大革命作
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过积极的呼应。
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功能
定位进行反思和总结。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现在,在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变迁的背景下,和新一轮西学东
渐浪潮的影响下,政治学进行了一次学术化、科学化的重建过程,尝试运用新的学术话语,解释和研究中
国的政治发展。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使它日益走出国门与世界政治学主流话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一转
变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是分不开的。
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引发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催生了一系列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课题,
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型等。于是,国家、政府、政党、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等
政治学基本理论范畴开始呈现体系化的研究规模,并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得到新的更为宽广的诠释和
运用。这一态势使得中国政治学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学逐步向科学化的政治学转变。这种
转变使得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再像从前那样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而变得越来越有共同的话语空间。
这件事本身又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被翻译过来,它反过
来又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进一步走向科学化、知识化。两者形成了互相推动的关系。
(二)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学术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中国政治学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界进行交流对话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过度讲究科学性,以及研究的技术性
规范,加上研究目的的功利性,从而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学研
究应该注意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
对政治学来说,人文精神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人文”,含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和文化、文明的”意义,重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
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从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
体的人。因此,不同于科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人文精神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
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
结论。
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研究如何实现人类福祉的学问。其目标是使所有
人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世上一切
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
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①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多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从国
家的角度来理解政治,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的任务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的初衷而客观上在很大程
度上却变成了监控人的工具。这就使政治“客观化”和“上层化”了,从而远离了使所有人过上更美好生
活的古典意义。因此,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统治之学,官府之学,管理之学,从而疏远了
对人的关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感到有必要强调政治学要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对人的关
怀。这里说的人主要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普通的百姓,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这里说的关怀,
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关怀,人生存的根本意义的关怀。政治是基于人的存在
而存在的,政治发展也是基于人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本质上讲,政治学的研究应当被定格为有益于人的
自由和全面发展。唯此,政治学者方能在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召唤下,在终极意义上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另一方面,从科学的发生学上看,人类的一切学问在其诞生之初都属于人文的范畴。希腊时代有
天文、几何、算术和音乐四大学科,这样一些学科都被认为对培养人性有好处,都属人文范畴。随着历史
的发展,科学从人文中渐渐分离独立出来,但是科学本身永远打着人文的烙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人
文是万学之祖,其中,社会科学尤其如此。
近日,看到报纸上一位著名作家在回答关于“你的评论有独特的人性关怀”时说:“这跟我成长的背
景有关,我是在乡下,在很多不会讲国语的人群中,一个渔村里长大的,是最底层的环境。这种生活经验
对于我写作的关怀点都有影响,我非常非常重视最底层人民的权利和尊严。我自己觉得我是为社会大
众所写的。世界上假的东西太多,到最后还是应该回到人的核心上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写法。”①这里
说的是文学评论写作,但她说的人性关怀和我们说的人文精神应是一个意思,对政治学来说也是有借鉴
意义的。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家、政府、社会、集体的利益,更需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
的利益。对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抽象的根本利益,还要看到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不仅看到多数人的利
益,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考虑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维护。
2004年出版的一本《人文对话录》实际上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评价了当代学者的状况,作者认为:当
今中国学界既不如20世纪“五四”那一代,不如40年代“一二·九”那一代,也不如20世纪80年代这一
代。80年代知识界在经济上虽然比较局促,但士气高昂,思想活跃,富于社会关怀和进取精神。90年代
以来,中国知识界经济地位相对提高,有人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但士气却一
蹶不振,整体上从关怀社会转向关心自我。进入新的世纪,仍然精神萎靡,不见起色。学者作为知识界
的一部分,在其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否认其中有少数不甘流俗的优秀者,但从整体上看。失职的现
象触目可见。②
以上作者对中国学界总的评论也许过于严厉了些,但是他们所说的情况确实较严重地存在,值得我
们警觉和反思。
作为我们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我们不能把政治学仅仅看成是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不
能把它作为谋取功名的工具,而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既然是事业,就要有一种精神,一种
追求,例如对构建和谐社会、对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的关注、对民族和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注,作为自
己学术研究的底蕴和动力。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政治科学走向发展与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理应成为共同支撑
中国政治学大厦的基石。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自恢复以来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基本的范畴体
系和研究方法上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拓展空间。所谓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问题在当前情境下还远远没有
完成。阻碍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一些制约性因素依然存在,且不时干扰着中国政治学前进的脚步。
理解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角度之一就是理解科学精神背后所蕴藏的人文意义,
即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深刻关联。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中,科学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纯粹
的客观事实,而不是人的精神或科学家的精神。同样,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中,科学又被简单地看作是一
种“工具”或“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容易被人为地撕裂甚至对立起来。事实
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文化精神,不能让这两种文化和两种精神相互分离
和相互对立,而应当相互融通而和谐地发展。任何将两者分割开来、忽视两者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的做
法都是有害于科学研究发展的。当然,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不是要抹煞两者之
间的差别,而是强调在重视人文精神的前提下进行严谨的科学探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去追
求真理;而人文的核心是价值,是倾向,是人们生存方式的内涵和意义。科学的直接成果在于提供给人
以可能的选择空间,而不是直接规定和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而人文则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人
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所以,任何科学的发展都要以服务于人文关怀为终极目标才有其进
步的意义。科学技术是手段,人文精神才是目的。因为在人类的实践和理性活动中,科学始终承载着一
定意义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这个观念已经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如此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应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两
者之间既有差别,又有相互联系。其中科学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成熟的基础,而人文精神是作为学科的
政治学在发展中务必蕴涵的一种终极关怀。中国政治学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中国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提出这个
口号到今天已廿几年了。仍有学者提出类似的口号。严格地说,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
的理论和方法,有它的普适性,无所谓哪个国家的政治学。当然中国学者要探讨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求
对中国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说它有中国特色也未尝不可。要实现这个目标,目前依然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国一代一代的政治学者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一般来说,“中国特色”、“中国化”的提法并不错,
但也要警惕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对外国的普适性文明有一种很强的销蚀和扭曲的能
力。往往在国外行之有效的观念、制度,到了中国就变样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防。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宪政民主制度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西方政治科学的出现是顺应了民主制度发展的
产物。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使政治有一个知识化的需求,从而促使了政治科学的诞生。当政治还远离
宪政民主的时候,政治科学是难有作为的。中国在宪政民主上的突破之日将是中国政治学在科学性上
的建树之时。
第二,充分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学界有人对此颇有戒心,唯恐西方理论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思
想、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各国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任何一国的思想理论,孤芳自赏,不受外界影响,在当
今时代是不可能的。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照搬”的问题。中国政治学只有充分吸收西方的理论营养,才
有可能使自己的理论上一个台阶。原初意义和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西方理论中的一个研究
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政治学时,同样应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中
的理论资源,以加强我们的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
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
论著作而作出努力,却有时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与责难。其实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时起就是开
放的,是汲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精华后的成果,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
果中汲取营养。
第三,对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历史与现实作大量扎扎实实的经验研究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有学者
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
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①中国政治学界目前的规范性研
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均显得不足,我们的规范性研究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演绎,而是较为
随意的预设性推导。规范性研究上的不足使我们的经验研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向,而缺少真正
的客观性。正由于我们在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上的缺陷使得我们的对策性研究也就缺少了理论和
事实的支撑。因而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这三方面都需要改进和加强。
总的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政治学在我国虽然发轫较早,但后来曾中
断了近30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特别是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发展相对滞
后,但是中国的政治学者既不要悲观,也不要盲目乐观,而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
际、中国与世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兢兢业业,艰苦探索,并加强学界的团结合作,争取中国政治学
有一个尽量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曾经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通过洋务派
的介绍和宣传,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了最初的了解。清末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
士通过书报杂志,著译结合地将西方的政治学说,如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政治理念
和议会、政党、文官、司法、地方自治等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1903年,京师大学堂在大学中首先开设政
治学课程。随后,有不少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也设立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
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
初,正当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研究时,1952年以前苏联的
高教体制为蓝本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取消了中国所有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由此政治
学在新中国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又重新
建立了政治学系,但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领域其他方面的问题。1964年,中
央为了加强外国问题的研究,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
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在分析中国政治学全面停顿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
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
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
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
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①
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中国政治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学者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研究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
题,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如果作一
个粗线条的勾划,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发展了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文化大革命作
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过积极的呼应。
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功能
定位进行反思和总结。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现在,在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变迁的背景下,和新一轮西学东
渐浪潮的影响下,政治学进行了一次学术化、科学化的重建过程,尝试运用新的学术话语,解释和研究中
国的政治发展。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使它日益走出国门与世界政治学主流话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一转
变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是分不开的。
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引发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催生了一系列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课题,
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型等。于是,国家、政府、政党、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等
政治学基本理论范畴开始呈现体系化的研究规模,并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得到新的更为宽广的诠释和
运用。这一态势使得中国政治学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学逐步向科学化的政治学转变。这种
转变使得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再像从前那样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而变得越来越有共同的话语空间。
这件事本身又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被翻译过来,它反过
来又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进一步走向科学化、知识化。两者形成了互相推动的关系。
(二)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学术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中国政治学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界进行交流对话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过度讲究科学性,以及研究的技术性
规范,加上研究目的的功利性,从而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学研
究应该注意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
对政治学来说,人文精神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人文”,含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和文化、文明的”意义,重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
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从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
体的人。因此,不同于科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人文精神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
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
结论。
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研究如何实现人类福祉的学问。其目标是使所有
人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世上一切
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
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①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多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从国
家的角度来理解政治,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的任务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的初衷而客观上在很大程
度上却变成了监控人的工具。这就使政治“客观化”和“上层化”了,从而远离了使所有人过上更美好生
活的古典意义。因此,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统治之学,官府之学,管理之学,从而疏远了
对人的关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感到有必要强调政治学要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对人的关
怀。这里说的人主要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普通的百姓,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这里说的关怀,
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关怀,人生存的根本意义的关怀。政治是基于人的存在
而存在的,政治发展也是基于人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本质上讲,政治学的研究应当被定格为有益于人的
自由和全面发展。唯此,政治学者方能在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召唤下,在终极意义上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另一方面,从科学的发生学上看,人类的一切学问在其诞生之初都属于人文的范畴。希腊时代有
天文、几何、算术和音乐四大学科,这样一些学科都被认为对培养人性有好处,都属人文范畴。随着历史
的发展,科学从人文中渐渐分离独立出来,但是科学本身永远打着人文的烙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人
文是万学之祖,其中,社会科学尤其如此。
近日,看到报纸上一位著名作家在回答关于“你的评论有独特的人性关怀”时说:“这跟我成长的背
景有关,我是在乡下,在很多不会讲国语的人群中,一个渔村里长大的,是最底层的环境。这种生活经验
对于我写作的关怀点都有影响,我非常非常重视最底层人民的权利和尊严。我自己觉得我是为社会大
众所写的。世界上假的东西太多,到最后还是应该回到人的核心上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写法。”①这里
说的是文学评论写作,但她说的人性关怀和我们说的人文精神应是一个意思,对政治学来说也是有借鉴
意义的。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家、政府、社会、集体的利益,更需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
的利益。对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抽象的根本利益,还要看到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不仅看到多数人的利
益,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考虑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维护。
2004年出版的一本《人文对话录》实际上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评价了当代学者的状况,作者认为:当
今中国学界既不如20世纪“五四”那一代,不如40年代“一二·九”那一代,也不如20世纪80年代这一
代。80年代知识界在经济上虽然比较局促,但士气高昂,思想活跃,富于社会关怀和进取精神。90年代
以来,中国知识界经济地位相对提高,有人成为尾随在官员和商人之后的另一个得利阶层,但士气却一
蹶不振,整体上从关怀社会转向关心自我。进入新的世纪,仍然精神萎靡,不见起色。学者作为知识界
的一部分,在其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否认其中有少数不甘流俗的优秀者,但从整体上看。失职的现
象触目可见。②
以上作者对中国学界总的评论也许过于严厉了些,但是他们所说的情况确实较严重地存在,值得我
们警觉和反思。
作为我们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我们不能把政治学仅仅看成是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不
能把它作为谋取功名的工具,而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既然是事业,就要有一种精神,一种
追求,例如对构建和谐社会、对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的关注、对民族和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注,作为自
己学术研究的底蕴和动力。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政治科学走向发展与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理应成为共同支撑
中国政治学大厦的基石。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自恢复以来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基本的范畴体
系和研究方法上仍然有着相当大的拓展空间。所谓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问题在当前情境下还远远没有
完成。阻碍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一些制约性因素依然存在,且不时干扰着中国政治学前进的脚步。
理解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角度之一就是理解科学精神背后所蕴藏的人文意义,
即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深刻关联。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中,科学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纯粹
的客观事实,而不是人的精神或科学家的精神。同样,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中,科学又被简单地看作是一
种“工具”或“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容易被人为地撕裂甚至对立起来。事实
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文化精神,不能让这两种文化和两种精神相互分离
和相互对立,而应当相互融通而和谐地发展。任何将两者分割开来、忽视两者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的做
法都是有害于科学研究发展的。当然,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不是要抹煞两者之
间的差别,而是强调在重视人文精神的前提下进行严谨的科学探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去追
求真理;而人文的核心是价值,是倾向,是人们生存方式的内涵和意义。科学的直接成果在于提供给人
以可能的选择空间,而不是直接规定和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而人文则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人
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所以,任何科学的发展都要以服务于人文关怀为终极目标才有其进
步的意义。科学技术是手段,人文精神才是目的。因为在人类的实践和理性活动中,科学始终承载着一
定意义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这个观念已经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如此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应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两
者之间既有差别,又有相互联系。其中科学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成熟的基础,而人文精神是作为学科的
政治学在发展中务必蕴涵的一种终极关怀。中国政治学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中国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提出这个
口号到今天已廿几年了。仍有学者提出类似的口号。严格地说,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
的理论和方法,有它的普适性,无所谓哪个国家的政治学。当然中国学者要探讨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求
对中国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说它有中国特色也未尝不可。要实现这个目标,目前依然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国一代一代的政治学者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一般来说,“中国特色”、“中国化”的提法并不错,
但也要警惕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对外国的普适性文明有一种很强的销蚀和扭曲的能
力。往往在国外行之有效的观念、制度,到了中国就变样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防。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宪政民主制度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西方政治科学的出现是顺应了民主制度发展的
产物。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使政治有一个知识化的需求,从而促使了政治科学的诞生。当政治还远离
宪政民主的时候,政治科学是难有作为的。中国在宪政民主上的突破之日将是中国政治学在科学性上
的建树之时。
第二,充分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学界有人对此颇有戒心,唯恐西方理论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思
想、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各国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任何一国的思想理论,孤芳自赏,不受外界影响,在当
今时代是不可能的。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照搬”的问题。中国政治学只有充分吸收西方的理论营养,才
有可能使自己的理论上一个台阶。原初意义和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西方理论中的一个研究
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政治学时,同样应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中
的理论资源,以加强我们的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
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
论著作而作出努力,却有时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与责难。其实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时起就是开
放的,是汲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精华后的成果,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
果中汲取营养。
第三,对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历史与现实作大量扎扎实实的经验研究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有学者
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
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①中国政治学界目前的规范性研
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均显得不足,我们的规范性研究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演绎,而是较为
随意的预设性推导。规范性研究上的不足使我们的经验研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向,而缺少真正
的客观性。正由于我们在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上的缺陷使得我们的对策性研究也就缺少了理论和
事实的支撑。因而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这三方面都需要改进和加强。
总的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政治学在我国虽然发轫较早,但后来曾中
断了近30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特别是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发展相对滞
后,但是中国的政治学者既不要悲观,也不要盲目乐观,而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
际、中国与世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兢兢业业,艰苦探索,并加强学界的团结合作,争取中国政治学
有一个尽量好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