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古老学科,政治学起源于西方。历经时日,绵延传承,回顾19世纪中期以降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政治学大体上沿着两条路径,从思辨哲学逐渐向着现代政治学转变发展。一条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社会经济的考察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另一条是由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开创的,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政治假设进行验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沿着第二条路径推进,前苏联和中国则是第一条研究路径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得以恢复,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路;同时,西方现代理论,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理论也被源源不断地引进。经过20多年的借鉴、发展与整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体系成为学界的聚焦点。20多年来,政治学研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同期行进,它所面对的是数千年历史遗留与当代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面对的是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景,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厘清思绪,调整视角,在反思、借鉴及整合的过程中,认清问题症结所在,从而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合理的可操作的思路。本文认为,中国政治学几十年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学理论体系所承载任务的多层次性,核心理论架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以及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薄弱。以下即对这些问题逐一探讨,敬请各位方家指谬。
一 现代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在中国学术界,政治学学科承载着怎样的学术任务呢?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指出:“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特别强调“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
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这一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与西方后行为主义的超越行为主义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政治学学科在深入研究基础理论之外,必须要关注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决。政治学界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必须对现阶段政治现实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把握,在此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这是政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够明确政治学理论建设所处的现实背景,才能够切实把握政治学理论体系所应承载的学术责任。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阶段的定位,需要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政治学发展的源流脉络。如果比较详细地划分,政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一是古典时期(?—1850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是混而不分的,其中还夹杂着诸多伦理学的命题,总体上政治学从属于哲学,特别是很难与道德哲学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兼具哲学家身份,重视规范研究(normative),主要探讨应然的问题。
二是制度研究时期(1850-1900)。这一时期政治学与道德哲学逐渐分离,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始进入政治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法律和制度层面。他们以法律文件和宪法规约等政府文件作为主要资料,以政治制度及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法则以描述性(descriptive)
为主。在这一时期,政治学已经被欧美某些大学视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建制开始形成。
三是过渡阶段(1900-1923)。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反思和整合,主要特点是对于制度研究的反思、批判,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介入。政治学家们指责制度研究不能为人们提供政治现实的真相,他们反省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此外诸如观
察、调查和测量方法,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等等,也逐渐被政治学研究者们所接受,为政治学研究迈进行为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
四是行为时期(1923-1969)。这一阶段的政治学以现实社会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愈来愈倚重人类行为的变量,强调个人行为是政治学研究的分析单位。经验的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的运用,也有研究者主张采用田野工作(field work)方法。研究方法的创新建构了现代政治
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五是后行为时期(1970至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弥补和完善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缺陷,研究的主题依然是个人行为及团体行为,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后行为主义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可分割,价值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对于政治学发展历史的划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可分为传统政治学、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
三个阶段,这与上面的划分只有细微的差别,并无实质的出入。我们对于西方政治学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通过如下的表一能看得更清楚。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之时,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正方兴未艾。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知识谱系来讲,中国政治学既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直接孕育,亦非从西方政治学体系中全盘移植过来,而是处于某种特殊状况之中。当然,学术研究一般不可能回避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规约;同时,政治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领域,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从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又是其最基本的立场,不能背离。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学肩负的
学术任务具有多重性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现代欧美政治学发展历程基本融贯在西方知识谱系下,其主导范式是十分明确的。与西方相对映,中国政治学处于“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时段上,但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学术任务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其所处的发展时段并不相符。从研究状况看,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
政治哲学、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偏重于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说,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描述和论证关于国家、政权及权力诸问题。这样的研究状况在中国的政治学界是有传统的,而且构成了学术主流。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强烈影响,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已经起步,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统计分析等操作手段也在被研究者们所接受,甚而有成为时尚之虞。另外,主张协调价值与事实的后行为主义理论也被一些研究者们所认同,并且用于研究尝试。由此可见,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必须明确当代中国政治学承载的学术任务之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针对这样的学术现状,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就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认清学术任务的复杂性,在研究范式上多头推进,突出中国特色。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趋势影响下,我们可以直接接触或者移植西方最新的后现代理论范式,比如公共政策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等等。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相对短暂和曲折,自身的学术积累还很薄弱,这就很容易使这些最新的理论研究头重脚轻,缺乏学术基础,看起来似乎很现代很时尚,其“话语”倒是真与国际接轨了,却与中国的实际政治相脱节,结果难以真正发挥其理论效用。当前中国学术界要切实关注实际政治需要,关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基础问题和根本问题,然后逐一清每一种研究途径能够承担的学术责任及其应该发挥的理论功效,在多头推进的研究格局中,把握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这样,建构中国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才是有可能的和可操作的。
二是要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了解和学习西方政治学最新研究范式,以催动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理论体系需要各种学术层面及范式、方法的整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主流范式,仍然处在发展、借鉴、创新的整合过程之中。因而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的同时,还
要关注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进程,如此建构的理论体系才能具有学术的前沿性。
二 核心政治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源头是西学,基本上是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洋务运动,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思潮等等才流入中土。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凭借着杂志、书报等媒介,了解到国家学说、契约论和分权学说等等西方政治学理论。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和研究队伍渐次形成,从1901至190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西方包括英、美和日本诸国的政治学专著就有66本之多。[3]至1948年为止,中国的政治学建设从人员和体系设置都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进入50年代,政治学命途多舛,直至80年代初,政治学学科在全国高校得以恢复,学术断层几
近30年。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重建之际,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的内涵应该更为严谨集中,其理论框架更为具体和具有针对性。尤其是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有关政治、政权、国家等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同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治学研究的重心应该是强化国家政权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的政权现状、政权基础、权力合法性、政权的运作、变化规律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互动等等。正如吉林大学资深教授王惠岩先生所指出的:“政治现象的核心就是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权问题尤为重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4]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主流理论范式还没有形成,研究的态势呈现为“四面出击”,形成的几大学术脉系还是颇有代表性的。诸如中外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制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政府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与阶级———阶层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与公共行政研究等等。各个脉系在研究方法和所依据的方法论方面几乎是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作用在实际研究中没有突显出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可以有如下三点考虑。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着力发展经济,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浓厚,一些理论性强的基础性论域被忽视或被置放在次要地位上。二是受到“与国际接轨”趋
势的影响,加上政治学研究群体中的“海归”成分渐多,于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成为时尚,西学东渐,对西方范式情有独衷。三是行政管理学的社会政治需求远远超出了政治学,与行政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转换的运作过程相对应,行政管理的操作性知识与技能得到广泛认同,思辨的理论被人们有意识地放到了一边。在这样的研究态势下,人们忙于“接轨”,热衷于实用、时尚和操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很难被突显出来的。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何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选择K·曼海姆“广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界定与之略有不同。本文认为从意义上来看,一般意识形态是一套认识、观念和思想体系,涵盖哲学、政治、法律、道德、
文化艺术等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中至少包涵着三个层面:价值系统及观念、信仰、理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群体所持有并为之服务的,因而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给当政者提供权力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如果以其作为思想教育的手段,那么当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文化,其信仰的权威就会不断强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协调性和一致性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其科学的学理功能逐渐退隐。其价值结构固然存在,但信仰的理想成分日益浓厚,于是,追循与向往逐渐遮蔽了认识与分析,基于信仰的坚信,人们的行为选择更趋向于服从召唤,听从感召,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批判和反思则
被弃而不顾,甚至被视为异端或叛逆。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就很难承载起科学研究、学理探讨和学科建设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政治学理论,这种包含关系的确切解释是:政治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子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人们对于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基本忽略不计,包括专业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内,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二者应然的关系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从属部分,置身于意识形态整体框架之中,也就具有
了意识形态的色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就这样被意识形态化了。
意识形态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的特点必然要求社会一般成员的认同和归属,这种认同的普遍性及其内涵的信仰程度,标志着意识形态本身的合法性程度。以此为基础,才能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与作为学术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谓大异其趣。学术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意味着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认识、分析、批判与建构。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首当其冲需要进行反思、检讨与修正的是其理论本身,这样才能使得一种理论保持新鲜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政治学作为一门最具现实价值的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焦点问题,并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式,同时还要预测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等等。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不仅要求其关注现实,而且要求其必然具有学理上的分析与批判功能。可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理内涵减弱了,政治性的信仰和理想分量加重,这样一来,对于研究者及整个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一样,都是学习和信仰的对象,而非认识和批判的对象。因之,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学理功能的减弱,以致其很难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提出,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挥其核心作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为提高公民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程度提供可行性的理论指导与策略建议。同时,诸如国家政权如何运行才能达成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社会一般成员的权利、义务、操守、理想、信仰等等与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的关系诸问题,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是有难度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三 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薄弱
严格而论,“本土化”不止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简言之, 19世纪中叶传统中国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文明先以“西艺”,后以“西政”而涌入中土,西方的科技与学术是近代中国趋之若鹜的标的。大体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
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之下。这种趋势和特点,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显现。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建构适合本民族和本土文化的现代科技与文化,需要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摆脱历史目的论的普世主义,以本土社会的概念、行为、规制和价值系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和论域的边界。换言之,中国社会政治及其文化的现代化既不能全部
从中国固有的传统的资源中生成,也不能从西方照搬或移植过来。合理的选择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摒弃传统落后的,检讨当下痼陋,催生本土新枝。也就是要建构适宜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社会与政治。这是本文所界定的“本土化”的最主要诉求。[5]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本土化和西化的问题就曾引起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关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鉴于西方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流派丰富繁多,一些学者就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关于社会文化研究本土化的认识对于我们或有启发意义。他们的观点见诸论文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序言”。其文曰:多年来, (台湾)社会与行为科学界,一直在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应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和自我信心的情况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附庸。[6]
“本土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学科之中仍具争议,其内涵与话语选择也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差异。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无疑具有学术的前沿性,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性学术是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但是,这种参照和借鉴必须以“本土
化”为归宿,诚如政治学资深教授王邦佐先生早在2001年就撰文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强调‘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7]王邦佐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过显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时至今日,基于本土化研究的薄弱而给建构现代政治学理论带来的种种障碍日益彰显,愈发表明中国政治学界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认识不足。
当前政治学界颇有学者热衷于西方的最新政治学理论与研究范式,他们宁可直接“借用”这些理论,而不考虑作“本土化”的研究与检讨。因此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难以和中国的政治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例如,西方的政府再造过程中,政治学界提出了诸多政府模式,如学习型、法治型以及弹性化政府等,也有人提出管理型、规制型政府模式等等。这些政府模式的提出,基本是政府再造过程中的一种导向性认识和思考,其背后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的现状有相当的差距。然而,国内学术界纷纷推出研究著作和文章,并没有意识到使这些理论模式“本土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西方的政府模式变迁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其社会和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而自然生成的。例如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就是政府管理已经实现了高效能,除非转换模式,否则政府管理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相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政府管理的职能行使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尚不具备跨越到服务型政府的条件。应然的向往代替不了具体的现实,关于政府模式的认识和选择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构思。
王惠岩教授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引进了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就会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西方政治学是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其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忽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熟的大背景,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移植到中国来,必然会缺
乏科学性和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偏向。这在政治学恢复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20年的发展还存在这种状况就应该说是缺陷了。[8]这里讲的正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整塑问题。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大同先生经常宣讲“反对洋教条”,他的意思是说,当前政治学界
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考量关注不够,对“本土化”的思考和研究用功不足。这必将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瓶颈之一。据此,我们当然也应充分地估计到,实现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理论界深刻反省,一步一步地深入推进。
以上论及的三个问题,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设想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却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正面解答,我们建构新型现代理论体系的设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赵宝煦.序言. [美]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2.
[2] 胡 佛.序言.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2
-5.
[3]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历程[J].东南学术, 2000, (2): 4.
[4] 王惠岩.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A].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二) [C].北京:商
务印书馆, 2002, 6.
[5] 石之瑜.社会科学本土研究的知识论札记[J]. http://www. ccms. ntu. edu. tw/~ndintu/p6~216. html,
2004. 2. 4.
[6] 杨国枢,文崇一.序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C].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82, 87.
[7] 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理论创新[J].政治学研究, 2001, (1): 13.
[8] 王惠岩.政治学学科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J]. http://www. sinoss. net/commfiles/subject/810. htm,
2004. 9. 20.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得以恢复,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路;同时,西方现代理论,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理论也被源源不断地引进。经过20多年的借鉴、发展与整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体系成为学界的聚焦点。20多年来,政治学研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同期行进,它所面对的是数千年历史遗留与当代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面对的是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景,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厘清思绪,调整视角,在反思、借鉴及整合的过程中,认清问题症结所在,从而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合理的可操作的思路。本文认为,中国政治学几十年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学理论体系所承载任务的多层次性,核心理论架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以及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薄弱。以下即对这些问题逐一探讨,敬请各位方家指谬。
一 现代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在中国学术界,政治学学科承载着怎样的学术任务呢?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指出:“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特别强调“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
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这一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与西方后行为主义的超越行为主义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政治学学科在深入研究基础理论之外,必须要关注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决。政治学界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必须对现阶段政治现实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把握,在此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这是政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够明确政治学理论建设所处的现实背景,才能够切实把握政治学理论体系所应承载的学术责任。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阶段的定位,需要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政治学发展的源流脉络。如果比较详细地划分,政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一是古典时期(?—1850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是混而不分的,其中还夹杂着诸多伦理学的命题,总体上政治学从属于哲学,特别是很难与道德哲学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兼具哲学家身份,重视规范研究(normative),主要探讨应然的问题。
二是制度研究时期(1850-1900)。这一时期政治学与道德哲学逐渐分离,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始进入政治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法律和制度层面。他们以法律文件和宪法规约等政府文件作为主要资料,以政治制度及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法则以描述性(descriptive)
为主。在这一时期,政治学已经被欧美某些大学视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建制开始形成。
三是过渡阶段(1900-1923)。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反思和整合,主要特点是对于制度研究的反思、批判,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介入。政治学家们指责制度研究不能为人们提供政治现实的真相,他们反省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此外诸如观
察、调查和测量方法,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等等,也逐渐被政治学研究者们所接受,为政治学研究迈进行为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
四是行为时期(1923-1969)。这一阶段的政治学以现实社会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愈来愈倚重人类行为的变量,强调个人行为是政治学研究的分析单位。经验的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的运用,也有研究者主张采用田野工作(field work)方法。研究方法的创新建构了现代政治
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五是后行为时期(1970至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弥补和完善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缺陷,研究的主题依然是个人行为及团体行为,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后行为主义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可分割,价值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对于政治学发展历史的划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可分为传统政治学、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
三个阶段,这与上面的划分只有细微的差别,并无实质的出入。我们对于西方政治学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通过如下的表一能看得更清楚。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之时,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正方兴未艾。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知识谱系来讲,中国政治学既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直接孕育,亦非从西方政治学体系中全盘移植过来,而是处于某种特殊状况之中。当然,学术研究一般不可能回避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规约;同时,政治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领域,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从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又是其最基本的立场,不能背离。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学肩负的
学术任务具有多重性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现代欧美政治学发展历程基本融贯在西方知识谱系下,其主导范式是十分明确的。与西方相对映,中国政治学处于“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时段上,但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学术任务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其所处的发展时段并不相符。从研究状况看,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
政治哲学、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偏重于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说,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描述和论证关于国家、政权及权力诸问题。这样的研究状况在中国的政治学界是有传统的,而且构成了学术主流。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强烈影响,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已经起步,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统计分析等操作手段也在被研究者们所接受,甚而有成为时尚之虞。另外,主张协调价值与事实的后行为主义理论也被一些研究者们所认同,并且用于研究尝试。由此可见,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必须明确当代中国政治学承载的学术任务之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针对这样的学术现状,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就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认清学术任务的复杂性,在研究范式上多头推进,突出中国特色。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趋势影响下,我们可以直接接触或者移植西方最新的后现代理论范式,比如公共政策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等等。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相对短暂和曲折,自身的学术积累还很薄弱,这就很容易使这些最新的理论研究头重脚轻,缺乏学术基础,看起来似乎很现代很时尚,其“话语”倒是真与国际接轨了,却与中国的实际政治相脱节,结果难以真正发挥其理论效用。当前中国学术界要切实关注实际政治需要,关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基础问题和根本问题,然后逐一清每一种研究途径能够承担的学术责任及其应该发挥的理论功效,在多头推进的研究格局中,把握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这样,建构中国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才是有可能的和可操作的。
二是要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了解和学习西方政治学最新研究范式,以催动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理论体系需要各种学术层面及范式、方法的整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主流范式,仍然处在发展、借鉴、创新的整合过程之中。因而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的同时,还
要关注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进程,如此建构的理论体系才能具有学术的前沿性。
二 核心政治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源头是西学,基本上是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洋务运动,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思潮等等才流入中土。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凭借着杂志、书报等媒介,了解到国家学说、契约论和分权学说等等西方政治学理论。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和研究队伍渐次形成,从1901至190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西方包括英、美和日本诸国的政治学专著就有66本之多。[3]至1948年为止,中国的政治学建设从人员和体系设置都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进入50年代,政治学命途多舛,直至80年代初,政治学学科在全国高校得以恢复,学术断层几
近30年。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重建之际,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的内涵应该更为严谨集中,其理论框架更为具体和具有针对性。尤其是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有关政治、政权、国家等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同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治学研究的重心应该是强化国家政权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的政权现状、政权基础、权力合法性、政权的运作、变化规律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互动等等。正如吉林大学资深教授王惠岩先生所指出的:“政治现象的核心就是政权,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权问题尤为重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4]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主流理论范式还没有形成,研究的态势呈现为“四面出击”,形成的几大学术脉系还是颇有代表性的。诸如中外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制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政府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与阶级———阶层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与公共行政研究等等。各个脉系在研究方法和所依据的方法论方面几乎是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作用在实际研究中没有突显出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可以有如下三点考虑。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着力发展经济,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浓厚,一些理论性强的基础性论域被忽视或被置放在次要地位上。二是受到“与国际接轨”趋
势的影响,加上政治学研究群体中的“海归”成分渐多,于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成为时尚,西学东渐,对西方范式情有独衷。三是行政管理学的社会政治需求远远超出了政治学,与行政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转换的运作过程相对应,行政管理的操作性知识与技能得到广泛认同,思辨的理论被人们有意识地放到了一边。在这样的研究态势下,人们忙于“接轨”,热衷于实用、时尚和操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很难被突显出来的。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何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选择K·曼海姆“广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界定与之略有不同。本文认为从意义上来看,一般意识形态是一套认识、观念和思想体系,涵盖哲学、政治、法律、道德、
文化艺术等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中至少包涵着三个层面:价值系统及观念、信仰、理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群体所持有并为之服务的,因而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给当政者提供权力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如果以其作为思想教育的手段,那么当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文化,其信仰的权威就会不断强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协调性和一致性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其科学的学理功能逐渐退隐。其价值结构固然存在,但信仰的理想成分日益浓厚,于是,追循与向往逐渐遮蔽了认识与分析,基于信仰的坚信,人们的行为选择更趋向于服从召唤,听从感召,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批判和反思则
被弃而不顾,甚至被视为异端或叛逆。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就很难承载起科学研究、学理探讨和学科建设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政治学理论,这种包含关系的确切解释是:政治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子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人们对于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基本忽略不计,包括专业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内,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二者应然的关系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从属部分,置身于意识形态整体框架之中,也就具有
了意识形态的色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就这样被意识形态化了。
意识形态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的特点必然要求社会一般成员的认同和归属,这种认同的普遍性及其内涵的信仰程度,标志着意识形态本身的合法性程度。以此为基础,才能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与作为学术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谓大异其趣。学术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意味着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认识、分析、批判与建构。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首当其冲需要进行反思、检讨与修正的是其理论本身,这样才能使得一种理论保持新鲜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政治学作为一门最具现实价值的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焦点问题,并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式,同时还要预测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等等。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不仅要求其关注现实,而且要求其必然具有学理上的分析与批判功能。可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理内涵减弱了,政治性的信仰和理想分量加重,这样一来,对于研究者及整个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一样,都是学习和信仰的对象,而非认识和批判的对象。因之,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学理功能的减弱,以致其很难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提出,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挥其核心作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为提高公民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程度提供可行性的理论指导与策略建议。同时,诸如国家政权如何运行才能达成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社会一般成员的权利、义务、操守、理想、信仰等等与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的关系诸问题,也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是有难度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三 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薄弱
严格而论,“本土化”不止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简言之, 19世纪中叶传统中国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文明先以“西艺”,后以“西政”而涌入中土,西方的科技与学术是近代中国趋之若鹜的标的。大体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
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之下。这种趋势和特点,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显现。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建构适合本民族和本土文化的现代科技与文化,需要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摆脱历史目的论的普世主义,以本土社会的概念、行为、规制和价值系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和论域的边界。换言之,中国社会政治及其文化的现代化既不能全部
从中国固有的传统的资源中生成,也不能从西方照搬或移植过来。合理的选择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摒弃传统落后的,检讨当下痼陋,催生本土新枝。也就是要建构适宜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社会与政治。这是本文所界定的“本土化”的最主要诉求。[5]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本土化和西化的问题就曾引起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关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鉴于西方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流派丰富繁多,一些学者就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关于社会文化研究本土化的认识对于我们或有启发意义。他们的观点见诸论文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序言”。其文曰:多年来, (台湾)社会与行为科学界,一直在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应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和自我信心的情况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附庸。[6]
“本土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学科之中仍具争议,其内涵与话语选择也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差异。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无疑具有学术的前沿性,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性学术是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但是,这种参照和借鉴必须以“本土
化”为归宿,诚如政治学资深教授王邦佐先生早在2001年就撰文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强调‘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7]王邦佐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过显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时至今日,基于本土化研究的薄弱而给建构现代政治学理论带来的种种障碍日益彰显,愈发表明中国政治学界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认识不足。
当前政治学界颇有学者热衷于西方的最新政治学理论与研究范式,他们宁可直接“借用”这些理论,而不考虑作“本土化”的研究与检讨。因此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难以和中国的政治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例如,西方的政府再造过程中,政治学界提出了诸多政府模式,如学习型、法治型以及弹性化政府等,也有人提出管理型、规制型政府模式等等。这些政府模式的提出,基本是政府再造过程中的一种导向性认识和思考,其背后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的现状有相当的差距。然而,国内学术界纷纷推出研究著作和文章,并没有意识到使这些理论模式“本土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西方的政府模式变迁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其社会和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而自然生成的。例如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就是政府管理已经实现了高效能,除非转换模式,否则政府管理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相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政府管理的职能行使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尚不具备跨越到服务型政府的条件。应然的向往代替不了具体的现实,关于政府模式的认识和选择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构思。
王惠岩教授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引进了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就会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西方政治学是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其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忽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熟的大背景,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移植到中国来,必然会缺
乏科学性和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偏向。这在政治学恢复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20年的发展还存在这种状况就应该说是缺陷了。[8]这里讲的正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整塑问题。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大同先生经常宣讲“反对洋教条”,他的意思是说,当前政治学界
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考量关注不够,对“本土化”的思考和研究用功不足。这必将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瓶颈之一。据此,我们当然也应充分地估计到,实现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理论界深刻反省,一步一步地深入推进。
以上论及的三个问题,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设想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却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正面解答,我们建构新型现代理论体系的设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赵宝煦.序言. [美]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2.
[2] 胡 佛.序言.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2
-5.
[3]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历程[J].东南学术, 2000, (2): 4.
[4] 王惠岩.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A].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二) [C].北京:商
务印书馆, 2002, 6.
[5] 石之瑜.社会科学本土研究的知识论札记[J]. http://www. ccms. ntu. edu. tw/~ndintu/p6~216. html,
2004. 2. 4.
[6] 杨国枢,文崇一.序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C].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1982, 87.
[7] 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理论创新[J].政治学研究, 2001, (1): 13.
[8] 王惠岩.政治学学科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J]. http://www. sinoss. net/commfiles/subject/810. htm,
2004. 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