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阅读文章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
作者:彭才栋
文章来源: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编,2007年5月版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一系列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手段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总称。它基本形成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仅曾经直接指导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三线建设”和“文革”只是对它形成了冲击,并未彻底否定它),而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最完整的表述出现在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照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

当时提出的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手段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主要有:在产业政策方面,坚持重工业优先条件下的工农业并举;在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关系方面,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资金积累方面,实行事实上的高积累,并保持一定水平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在科技政策方面,坚持机械化以及土洋并举;在人口政策方面,坚持计划生育;在教育政策方面,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经济布局方面,追求相对平衡的经济布局;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经济交流;等等。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不仅不属于一个时代,而且不属于一个层面:前者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接近于实践;后者是一种战略指导思想,更接近于理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两者加以对比和研究。相反,只有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我们才能把对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只有深入总结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才能为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提供充分的历史经验的支持。

一、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否全面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我们的结论是:基本符合,但不完全符合。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重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以人为本,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中,没有任何群体或集团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全国上下真正实现了同甘共苦。只不过,由于当时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包围,进入60年代以后我们又受到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冲击直至面临严重的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当时的“四个现代化”考虑得更多的是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政治利益。其中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的主要是应付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冲击的需要以及备战的需要,第二阶段战略目标考虑的主要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保障民族独立,以及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斗争的胜利的需要。而当时确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特别是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高积累政策以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都是与上述战略目标相适应的。而当时实行的以两种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有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带有平均色彩的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固然受到了对社会主义某些不正确认识的影响,但总体上也是与这一战略的要求相吻合的。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忽视人民群众个人的、眼前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工农业并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应这一需要提出的,而且毛泽东终其一生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其间只是在1958年8月到1961年5月发生过短期的在农村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动摇),他甚至还明确肯定过物质刺激。1958年9月1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同物质刺激,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取酬相结合,我看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2 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他对苏联30多年来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提出了批评,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3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比较强调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用“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取代“工业化”,就是最好的说明。“工业化”强调的是工业的量的扩张以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提高,它可以通过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实现,而“四个现代化”则明确强调了农业、工业以及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表述中,将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目的在于克服片面发展工业的偏差。与此相适应,毛泽东还重新定义了“工业化”。起初,我国所理解的工业化是斯大林定义的低标准的工业化,即只要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就算是实现工业化。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多次提到:工业比重占70%,这个指标很容易达到,而且不能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因为有5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当叫做工农业国,而不应当轻易宣布实现了工业化。4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比较强调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方面,毛泽东一贯强调“两条腿走路”或并举、统筹兼顾。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强调“两条腿走路”5或并举,他自己后来也表达过“过去搞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 这样的观点。1958年12月9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又说: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6 在1958年11月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在1959年6月底、7月初初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还对苏联以及我国1958年过于强调重工业提出了“一条腿走路”的批评。7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方针之中的“省”就是指节约资金和资源。另外,毛泽东特别重视提高农业单产,并为此大力倡导包括一系列土地节约型技术在内的“农业八字宪法”——土(深耕)、肥、水、种(子)、密(植)、管(理)、工(具)。这些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意义。此外,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当时的初衷并非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解决当时战略背景下的吃饭穿衣难题: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制约着农业的增产潜力,而追求高速度、实行以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再生产方式对本来就比较突出的人口迅速增长的问题有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逐步认识到1958年浮夸风的真相之后,从1959年4月开始,毛泽东多次发表我国人口众多、吃饭穿衣成问题的看法。 8

但是,由于对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估计不足,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战略目标本身就存在着过于强调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政治利益的偏差。同时,由于“四个现代化”未能真正克服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因而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人民群众个人的、眼前的物质利益的忽视,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片面发展和比例失调的现象。

毛泽东时代“四个现代化”所包含的急于求成的倾向首先反映在第二阶段战略目标上,在20世纪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赶超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最终要体现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指标上 9,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尽管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在1980年基本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三线建设”背景下这一目标又被修订为十个经济协作区乃至各省自成体系,从而大大地加重了原定任务,变得脱离实际。与战略目标方面的急于求成相适应,在“多快好省”的方针方面,毛泽东最重视的始终是“多”和“快”,速度被提升到了事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高度。尽管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教训之后,在1964年5月听取计委领导人汇报时,他也说过“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10 这样的话,但随之而来的“三线建设”中的过急要求实际上将这种主张否定了。

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只能是牺牲比较次要的方面保重点,因此改善生活的需要常常被忽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五计划”由拟议中的吃穿用计划变成了备战计划;因此全面发展往往让位于片面发展,“两条腿走路”、协调发展就难以实现,这在1971年以及毛泽东之后的1978年表现得尤其突出。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四个现代化”还存在一个总体上比较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问题。首先,这表现在第二阶段战略目标上,在这里,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现代化的外在尺度,这显然是双重认识误区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对人均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我国在现代化中所面临的资源约束缺乏预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西方物质文明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掠夺基础之上、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可复制性缺乏充分认识。正是由于这一点,有的学者尖刻地指出,企图在不触动原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情况下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教条。11 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比较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还表现在对资源节约型技术重视程度不够。在科学技术方面,毛泽东强调得最多的是机械化(包括农业的机械化)这类劳动节约型技术,在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还一味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追求高速度是相适应的;即便是强调发展化肥、水利设施、良种这些土地节约型技术,他的目的也不在于节约土地、保护环境,而是追求尽可能高的总产量。

谈到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比较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不能不提到的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对“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内容)大加贬斥的同时,竟然也只是漫不经心地说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愿望本身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将对赶超的可能性轻轻略过。12 这就更加使我们认识到了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性。

二、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在深入总结毛泽东时代“四个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可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如下启示:

(1)必须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改良。

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试图在不触动现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情况下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资本主义的愿望的确是正当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必须的。其一,国际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灿烂的令世界各国都羡慕不已的物质文明,而且把物欲横流的消费文化变成了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难以摆脱它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必须体现在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方面。其二,为了保持对世界的掠夺和统治,国际资产阶级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奉行另一套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存在,使用武力摧毁是他们永远不会放弃的选择之一;单就为了抵御外敌入侵,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既然如此,那么关起门来搞建设就是不可想象的。走出片面韬光养晦的误区,争夺早已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囊中之物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这种争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显然只能是采用和平的手段。这不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光荣的历史传统决定的,而且是世界潮流决定。因此,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政治序的改良早晚会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任务。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是推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改良的基石。在南南合作中,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且必须提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能提供的条件更优厚的条件,在政治上我们必须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否则,我们就不会成功。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改良,我们有必要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面临着恶劣的国际环境,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不特别强调自力更生,不仅主要依靠自身的人力、财力、物力搞建设,而且举倾国之力,牺牲了一代人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激光、电脑、大飞机研制等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结果不仅满足了当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和国防的需要,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到1999年间,我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在发展轻工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的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增产离不开过去兴修的水利设施和过去奠定基础的杂交稻技术、化肥工业;没有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工业基础,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只能拿初级产品和别的国家交换。但是,许多人不仅对此视而不见,而且抛开当时国际形势,对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战略包括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片面的指责,这是很不客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适应世界局势的变化开展战略调整,在发展目标上更加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有意识弥补过去在这方面的欠债,为此在产业政策方面优先发展轻工业、农业,并依据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人看不到国际分工中的不等价交换,把比较优势静态化,试图让中国人民永远满足于发挥生产裤子、鞋子、袜子的比较优势,满足于用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看不到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尤其是所谓敏感技术的封锁,企图用市场换技术,放弃自主创新,甚至自毁长城,干出了让运十下马这样的蠢事;无视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巨大风险,积极鼓吹金融全面与国际接轨。这些错误主张已经在实践中碰壁:片面发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结果是,我们用自己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发达国家作苦工,造成了本国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污染不说,还不断遭受反倾销诉讼以及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抵制;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换来“市场换不到核心技术”的共识;在以武力为后盾的美元霸权面前,加上买不到我们所急需的核心技术,我国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实际上变成了美国消费中国产品的无须兑现的白条;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超出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水平13 ,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外部风险,这里的外部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此外,1997年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趁人之危,更是给了那些片面接轨论者当头一棒。

因此,在当今中国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必要吸取毛泽东时代“四个现代化”的经验,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当然,由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过去宽松得多,我们也不应当重复过去基于特定国际环境的封闭型自力更生的做法。现在讲自力更生,主要是:在市场方面,走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道路,把外贸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在技术创新方面,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在金融体系方面,保持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有效调控,反对片面与国际接轨。

3、必须保障满足生存需求的基本消费,必须抑制奢侈消费。

发展生产必然要面临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得不实行高积累政策,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了几乎全部农业剩余;由于消费水平被压得很低,也不能不实行近乎平均的分配和消费。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批评的“共同贫穷”、“平均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同时不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别,加上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消费模式不仅满足了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战略调整,我们一度在80年代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但由于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事实上出现了用让大多数人穷下去的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相应地消费也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占人口极少数的先富群体过着一掷千金、穷奢极欲的生活,对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严重地刺激了贪官的贪欲,并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大多数居民受困于住房、医疗等问题,一部分人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从90年代年年强调扩大内需,但内需却年年下降,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充分满足大多数居民的生存需要,同时抑制奢侈消费,本是自然而然的结论。但偏偏有人搬出美国的例子来说,节约型社会并不抑制消费,节约主要是生产的节约,而不是消费的节约;对于奢侈消费,除了从道德和价格上加以约束以外,不应采取其它限制措施。 实际上,14在当今中国,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推动自主创新以创造生产节约的技术条件,为了改善背负着原罪的富人的社会形象,都有抑制奢侈消费的必要。

4、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相应的经济体制作保障。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能不消灭私有制,实行以两种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在全民所有制中间实行计划经济,并在两种所有制之间以及两种所有制与居民个人之间实行有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能不在分配方面实行带有平均色彩的按劳分配。

在今天,为了充分满足大多数居民的生存需求,并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了集中必要的资金以支持自主创新和加强国防,为了保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制为主导、由政府有效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些人似乎认为,所有制并不重要,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也可以实现上述目标。这种观点割裂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或夸大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人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在私有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面临着强大国际竞争对手干扰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足以对国民经济实施有效调控的强有力的政府的。而且,以剥削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越是强大,阶级力量对比越是失衡,国家就越是背离公共利益,而沦为剥削阶级的驯服工具;只有在阶级力量对比出现相对均势的情况下,国家才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

注:此文原发于论文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编,2007年5月版。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479页。
2.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90页。
3.《毛泽东读社会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因,第386页
4.《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39页;《毛泽东读社会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108、202页。
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8页。
6. 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44页。
7. 参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32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7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236、248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18页。
9. 参看《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97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下),第421、685页。
10. 《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6页。
11. 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乌有之乡网站。
12.林毅夫、蔡昉、李周:《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13. 我国的名义外贸依存度2003年达到了60.2%,2004年达到了70%甚至80%,虽然实际的外贸依存度可能在这个比重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与其它经济大国相比,仍然是明显偏高的。据统计,1980年到2001年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到20%之间。
14. 梁小民:《节约型社会并不抑制消费》,新京报2005年7月26日。
(2010-11-22 14:58:00 点击6322)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