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奋斗者。他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系统理论，明确指出斗争精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价值。在世界观层面，斗争精神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斗争的哲学探讨，倡导在历史性的伟大斗争中积极创造条件并通过矛盾转换解决问题，争取历史主动，起到了思维革命的作用。在价值观层面，斗争精神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刚健有为人生境界的追求与重视人民立场、组织观念的无产阶级思想，要求以强烈的意志力与责任心克服困难，以党性原则帮助同志进步并严格自我要求，从而改造了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散漫懦弱、因循守旧等问题，实现了一场伦理革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启示我们下定斗争决心，明确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艺术，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斗争；斗争精神

作者：陈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表刊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1期。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风雨而依旧活力焕发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战胜各种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斗争者，更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关键奠基者。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辉煌成果，并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为哲学思考，提炼出系统理论。探究毛泽东对于斗争精神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的深邃思考，对于当前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引领世界观革命的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指勇于挑战困难、敢于维护正义的一种精神。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将斗争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对于中国人看待宏观历史发展以及解决微观问题的世界观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斗争”一词原意指的是人或动物相互争斗，互不相让。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和谐仁爱，提倡通过礼节、教化、修养等方式化解利益冲突恩怨，对于非维护正统纲常的斗争现象一般持消极的态度。尽管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学说兴起，但对斗争的传统偏见仍具有深厚影响。孙中山提出，人类进化的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斗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2]毛泽东也曾认为互助办法相较于“用强权打倒强权”的阶级斗争更为彻底。[3]然而，随着实践挫折与理论学习的深入，毛泽东开始赞扬被压迫阶级的斗争行为，并逐步显露出敢于揭露斗争、善于分析斗争的才能。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4]可见，毛泽东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哲学”的功能。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在哲学层面要求承认矛盾的客观性以及矛盾斗争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认为：“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106-107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其表象上相对稳定的性状实际上是内部诸多矛盾的斗争达到某种平衡状态的外在表现。当条件的变化足以破坏这种内部平衡时，事物的现存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呈现出符合自身现实规律的新的现存状态。人能够通过理解利用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6]330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活动物质生产，毛泽东称之为“生产斗争”，是人类为获取物质资料寻找规律、人为创造条件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人与人之间同样存在着的斗争，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斗争也将推动社会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325在这一世界观下，生动的矛盾取代了传统思想中天道、天数、天命的地位，构成了揭示事物来源与本质的关键，也赋予人们在改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能动性空间。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基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视角，认可人民大众斗争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反对短视地屈服于现存秩序的市侩观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的斗争武器，是在压迫阶级不愿放弃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被压迫人民不得已而为之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能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推动历史的发展。对于那些对于斗争客观性的否定以及对于谈斗争者挑起斗争的污蔑，毛泽东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进行了驳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7]1473基于阶级对立等根本利益冲突的斗争，是不可能通过主观意愿来消除的。抱有幻想、回避斗争只可能拖延解放的时间，加深被剥削的程度，是求小利图名声而忘大义。

斗争精神对反抗封建的“正名”并不意味着对任意斗争无原则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倡导按照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而斗争。每个人的一生本就都是斗争的一生，只不过斗争的目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人为的是威福、权力和物质享受，有的人为的是自身免于被剥削被压迫，还有的为的是大多数人的解放与幸福。社会上存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以及为追求一己一家致富不顾一切的思想，本就是剥削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异化与毒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更是格格不入。这些思想应当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被人民群众抛弃。而共产党员在思想觉悟上应当走在人民群众的前列，明确批评自身残留的封建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不为个人得失浪费精力，投入为人民克服困难的伟大斗争之中。

最后，斗争精神强调个体应当具备一种历史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从而克服困难争取历史主动，反对受挫后消极等待，也反对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即心满意足止步不前。通常而言，斗争结果的成败可以证成目标方向的真伪。然而，毛泽东认为，这一原则虽适用于生产斗争，但不适用于社会斗争。在社会斗争中，即便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思想和策略上都是正确的，也可能遭遇失败。这是因为旧势力虽正衰败但仍残存实力，导致“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5]321斗争者很可能较长时间都处于实力相对微弱的状态之中，经历的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7]1487的过程。因此，斗争者需要坚定意志，在低潮时期积累力量，做必要的战略退却，并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局部胜利来促成整体力量的转变。斗争达成阶段性成果之后切忌骄傲自满，停滞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潜在社会风气始终保持了清晰的忧患意识。他要求干部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8]285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旨在赶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斗争，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有效抵御了外来风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既不可忽视历史教训，也不可因噎废食否定斗争精神，而应当将实践中的得失作为理论理解的催化剂，发扬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能动性。

二、重塑传统伦理的斗争精神

传统伦理不完全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近代中国一度衰败的原因之一。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反复，伦理革命的呼声日益增长。知识界渐次意识到，如果国民缺乏人格觉醒，从政者为私心所缚，中国的未来将岌岌可危。毛泽东也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国民性有着深刻忧虑，他将中国民间社会伦理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散漫懦弱，将对强权的畏惧包装为“温良恭俭让”的品德，恐惧斗争宁当看客；另一方面则是公心薄弱，因循守旧，将本就有限的斗争精力浪费于维护“吃人”礼教、脸面或小利私利的斗争之中，不明白为什么而斗争。这些情况既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也不符合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为此毛泽东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与儒者刚健有为的人生旨趣结合于斗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主静阴柔”、崇尚和谐中庸的一面，更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主流。[9]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成为儒家士大夫世代推崇的典范。在绵延至今的史书中，为真理与百姓福祉而斗争，甚至不惜抛家舍业、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始终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为传统奋斗观赋予了科学的斗争对象与组织化的斗争方法，并将其施行主体扩散至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0]毛泽东特别重视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唤醒民众的斗争精神，教育农民认清反抗封建秩序的正当性，教育红军将士明白为谁斗争从而坚定信仰。随着革命经验的积累以及党的建设的要求，毛泽东自延安时期开始总结了一系列对于共产党员斗争精神的要求以及对于人民群众斗争精神的期盼。这些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

对待工作，斗争精神体现在责任心上，“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11]1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中，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主要为的是换取生活资料，劳动者追求以较小的付出换取较多的报酬，是符合市场规律，完全正当合理的。然而，革命工作并非仅为了谋生，更不同于投资买卖。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为更多人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因此必须“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12]1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应意识到自己工作所关联的集体利益，尤其是对改善底层民众悲惨境遇的重要性，从而认真对待每一份任务，尽可能服从组织的安排。毛泽东明确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7]1161即使在过程中遭遇失败，也应认真总结经验，看作锻炼意志力的机会，不应恐惧退缩。在个人生活中，毛泽东也鼓励家人通过克服困难来锻炼自我。他曾鼓励生病的女儿，世界观是“心旌摇摇”还是“豁然开朗”关键就在于意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13]

对待同志，斗争精神的体现是依据党性原则提出批评，不搞庸俗化的“好人主义”而求共同进步。有人担心，一些团体内部斗争搞得不好，容易破坏人际关系，削弱人情信任，导致政治极化，从而不利于组织的团结与决策的理性。然而，共产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进行的内部斗争，却能够促进党的团结与发展。这是因为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团体，它是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讲党规党纪原则的政党，因此，共产党是一个不畏惧批评、勇于自我改正的政党。党内存在矛盾是正常现象,“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6]306毛泽东在红军中整顿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观点；在延安时期整顿了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整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等。这些均是党内批评、党内斗争的具体体现，“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6]90共产党员不应成为回避党内斗争的“老好人”，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对同志的不负责，纵容他人堕落而不予以挽救，知晓他人错误而不助人进步；而且意味着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的不负责，掩护和纵容错误思想言行，进而可能助长组织内部滋生不讲原则的人情派系与山头主义。当然，党内斗争应当讲究方式方法，当面提意见，不搞无原则纠纷，更禁止以公谋私，打击报复，甚至将消灭肉体视为批评手段等不良行为。雷锋名言可以用来说明斗争的正确态度：“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14]具有斗争精神的共产党员，应当能承受如秋风般猛烈的批评，并将其视为成长的助力；在批评对待同志时，又能尽量采取“春天式”的恰当方法，在纠正其错误行为的同时保护积极性。

对待个人，斗争精神表现为追求进步的态度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儒学修身理念提倡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主动与个人潜在的不道德行为作斗争。“义理与嗜欲相斗争之时”正是勇敢作用之处。[15]1共产党员更应主动抛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欲私念，在听取他人批评的同时也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5]310当个人受委屈时不应有怨言，而应看作一次锻炼党性的机会。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曾经多次受到错误处分，甚至在1928年3月因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错误指示再次误传而被“开除党籍”，只得改任师长。但毛泽东从未气馁放弃革命，而是认真干好手中的每一项工作。他以这些经历教育年轻人：“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看来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16]面对斗争当中必然会出现的牺牲，共产党员应当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心态，不让牺牲动摇斗争的决心与意志。毛泽东特别欣赏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并在给子女的信中引用，鼓励唯物主义者应有诗中描述的乐观精神，直面客观世界的局限性，不惧牺牲，视死如归，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之中实现人生价值。[17]

毛泽东用斗争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相较于许多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将斗争视为较低等的兽性本能，以及众多政治家担心斗争教育会把人心搞“野”、加剧社会对立从而增加政策执行成本，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肯定人类斗争天性的客观性与斗争精神的正当性。普通百姓为了生存所展现的刻苦耐劳的意识，以及历史中农民起义的朴素反抗意识，均表明民众中蕴藏着斗争精神的良好火种。在开创未来的历史关头，与其放任斗争天性的自然发展，导致这些良好火种在无组织的私人小利争夺中熄灭，不如积极提倡斗争精神，引导人的斗争本能服务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譬如，对于攀比和从众心理，毛泽东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将其转化为生产竞赛、学习竞赛等工作竞赛之中的积极性。人们可以不再攀比权势、财富、享受，而更愿意比较谁能创新更多的生产办法、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更先进，从而鼓足干劲，激励自身与社会的共同进步。毛泽东担忧，一旦社会生活条件改善后，小富即安的心态可能蔓延，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可能失去敢于改天换地的斗争意志，进而丧失促成社会主义生产革命的创造力。因此，即便在和平时期，毛泽东也持续重视对斗争精神的教育。

三、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当代价值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呼唤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没有斗争精神不行。”[18]101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运用于中国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在艰难险阻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重温毛泽东斗争精神，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丢弃幻想，下定斗争决心

经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人民的百余年奋斗，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个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赶上甚至超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开展政治打压、经济限制、文化渗透乃至煽动分裂活动，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而国内的一些人基于承平日久的惯性，习惯了相对安逸的生活方式，缺乏斗争的心理准备。这就要求我们正视时局，居安思危，丢弃以躲避退让求和平的幻想，下定斗争决心，坚定斗争意志。

毛泽东反对将人民的解放事业寄托于其他势力的承诺与帮助之上，并领导人民群众做好斗争准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拒不妥协，总结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9]的原则，拒绝助长反动气焰。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愿予以高官厚禄，但毛泽东坚持民主建国，在军队与解放区等原则问题上未作妥协，保卫了人民的抗战成果，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20]1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军在人数、装备、外援上的显著优势，毛泽东指出反动派的本质就是“纸老虎”。[7]1195临近解放战争胜利，毛泽东针对“白皮书”为代表的“和平攻势”，教育民主个人主义者不应当再上美帝国主义的当。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指明，心存幻想，依赖于他方的怜悯或承诺，沉溺于“温水煮青蛙”的舒适区，只会在自我欺骗的松懈中削弱自身实力。只有下定斗争决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认真准备，才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下定斗争决心，应对于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做足心理准备。事物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性的斗争总会侵犯到某些群体的利益，很可能解决某一困难后尚未休整就遇到新的更严峻的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7]1163在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处于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之中，刚解决完一个难题，往往下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又接踵而至甚至交叠进行。毛泽东正是在一次次斗争中争取历史主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胜利。当前涉及国际国内利益再调整的斗争很可能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总想过太平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委曲求全只会遗留无穷后患。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之中艰苦奋斗、越战越勇的精神，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敢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2. 站稳立场，明确斗争方向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8]226共产党人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更不是为了一时意气、个人私利搞折腾，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在和平发展造福人民的同时，积极推动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固守国强必霸的逻辑，以零和博弈的冷战心态，拒绝通过合作达成共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以防范国家安全风险为借口，打压他国高科技企业，阻断正当的学术交流，意图垄断高新技术；在经济上，上调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吹所谓的“脱钩断链”；在政治上，将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他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在他国扶持分裂势力；在思想上，在文化产品与社交媒体中美化自身历史，开展隐蔽的文化渗透。我们应当提高自身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非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特别在流量至上、“眼球经济”盛行的全媒体时代，我们更应当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讲好中国故事，保卫网络信息安全。

除了显性的挑战之外，我们也应当警惕侵蚀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隐性风险，敢于向脱离人民立场的歪风邪气作斗争。当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金钱、美色的“糖衣炮弹”侵袭。1957年3月，毛泽东严肃批评了一些干部讲究吃穿、闹地位名誉以至于掉眼泪的行为，指出只有在“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才应当落泪，教育大家摒弃攀比待遇的低级趣味，坚持艰苦奋斗的朴素作风，“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8]285对于以权谋私、拉帮结派、侵蚀党执政根基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坚决严惩，绝不姑息。对于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已明显偏离党的宗旨的同志，毛泽东要求秉持“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态度予以挽救。[2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斗争精神，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惩治腐败。习近平特别强调，“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22]共产党员不仅要与徇私枉法的行为本身作斗争，也要坚决反对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反对搭便车摘果子的鸵鸟心态。

3. 注重策略，掌握斗争艺术

共产党人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习近平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18]227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也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两者交织、相互激荡，矛盾纷繁复杂，需要我们有轻重、有策略地进行斗争，做到忧患意识和战略定力的统一、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的统一、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的统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结合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的斗争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斗争艺术，涵盖斗争从准备、发起、发展、高潮、中止、收尾总结的完整环节。在准备阶段，要全面分析局势，做好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缩小打击面，明确斗争对象与斗争步骤，制订动员预案。在发起时，要善于观察参与者的真实反应，分析不同行为所反映的诉求思考与顾虑。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在兼顾一般性矛盾的同时围绕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强敌，孤立落后思想。在陷入不利状况时，可以通过战略退却来争取在战术上的主动权，通过革命力量的局部优势促成全局性的突破。在斗争初见成效后，应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把握好进退火候，尽可能争取斗争实效。在斗争结束后，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选取推广典型。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通过理论学习提供实践指南，再通过战胜现实挑战来加深理论理解。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斗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与鲜明特征。作为一种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鲜明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批判性与革命性。作为一种新价值观，斗争精神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刚健有为主体意识的创造性转化，改造了社会风气。当前，中国正处在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头。我们应当牢记初心使命，以饱满的斗争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风险考验，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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