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特点

柴尚金老师认为，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首先，传统“阶级党”全民化。这意味着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向“全民党”转型，呈现中间化特点。西方政党出现“左翼不左、右翼不右”趋同现象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原本各有不同的依靠力量和意识形态，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使西方政党价值标签和思想特性日益模糊。例如，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最初属于工人阶级政党，后来为争取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支持，自称“是一个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是“人民党”、“全民党”。自“阶级党”变为“全民党”后，社会民主党改变了纲领主张和竞选战略，价值取向中间化，政策主张向右翼政党“趋同”。欧洲社会民主党曾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提出“第三条道路”高歌猛进，其本质也恰恰是这种中间化战略，但还是走向了衰落。欧洲社会民主党渐渐偏离了左翼的传统价值观，不断向右翼政党靠拢，实行有利于雇主和垄断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渐渐被左翼支持者抛弃。

其次，政党工具化和民粹化。政治权力是政治精英的目的所在，而政党是西方政治精英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为赢得选举，基于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现实和“全民党”定位，主流政党为迎合民意，打出“社会公正”、“全民福利”的竞选承诺，刻意迎合和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煽动民粹主义，西方国家执政党和主流政党通常按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实际政策调整中牺牲了部分民众利益，不断引发矛盾冲突。这导致主流政党民意基础弱化。与此同时，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极端政党迅速崛起，西方政党政治碎片化、民粹化态势加速发展。

第三，政党媒体化。西方媒体不仅与政党争夺“眼球”和抢占政治话语优势，而且部分地改变了西方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西方政党政治日益“媒体化”。西方政党的利益表达和政治整合功能因受当今新媒体和网络冲击而不断弱化，政党推举本党领袖参与选举、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教育和培训党员等功能渐渐被新媒体取代。西方政党选举和决策等活动往往屈从媒体意志和舆论压力，根据媒体的喜好选择领袖，根据媒体的基调制定相关政策，并通过媒体包装的领袖形象来宣传政策主张，领袖和政治精英都注重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做秀”，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网络党”和“媒体党”色彩明显。

第四，新兴社会运动崛起。随着西方传统政党力量下行，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非政府组织及“非政治党派”不断涌现，它们主要关注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和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结盟等事务，频频开展抗议、游说、宣传等活动。这些组织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作用日益上升；相对而言，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党的政治权力、决策影响力则遭到严重削弱。作为一种新兴社会运动向绿党转型后，积极参政议政，坚持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等政治主张，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这些努力对全球环境保护和人类和平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欧洲之外，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绿党，一些国家的绿党已经成为本国第三大党，参与执政。各国绿党的具体政策虽有差别，但没有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的分野，都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主张。

第五，政党精英民主衰退。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选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政治精英”决定。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每个选民都可享有平等政治权利，但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始终掌握在政党精英手中，选举不过是将国家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普通选民是无缘走进议会和政府权力中去的，始终是被统治者。欧洲政党精英为赢得选票，往往以空头许诺迎合民意。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对政党精英与底层脱节、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心生厌倦，民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与热情持续高涨，草根民主和社会参与民主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过去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

第六，西方政党活动的“国际化”特征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欧洲一体化等背景下，在欧洲议会的联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在近年来也有所加强。欧洲左翼党，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激进左翼力量联合的典型。西方政党，尤其是欧洲政党活动的国际化，是对当前资本活动国际化的深刻反映。

二、西方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影响

柴老师认为，西方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多党竞争加剧朝野分裂和政治极化。

在政治日益沦为迎合大众工具的今天，西方政客更倾向将困难归咎于外部因素，民族主义容易成为他们赢得选票的一张王牌。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从过去一般排外到高调反伊斯兰，排斥穆斯林移民和难民。如此敌视伊斯兰教，或再次掀起“文明的冲突”。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进一步加剧朝野矛盾和政治极化，政党博弈与制衡演变为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如此，尽管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互制衡，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无法弥合社会裂痕。美国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

其次，政党民粹化加剧“街头革命”。

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往往站在民意和社会公正的道德高地，推崇大众民主，视平民运动天然合理，放纵其中的非理性抗争行为，鼓动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街头政治”，引发多国社会风潮。当今街头政治往往“线上爆发、线下发展”，以占领地标性的广场街道、切断交通甚至打砸抢烧等激烈抗议形式，吸引各方注意。还有一些民粹政党利用网络，发泄对现实社会的失落和不满情绪，主张按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规则，重构现实政治。网络自由和虚无空间容易引发网络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偏激思潮。有人已经意识到，声势浩大的网络民粹主义对政府形成强大监督，但同时更容易导致民众“过度政治参与”，从而制约甚至绑架国家正常运行，影响社会稳定。民粹主义政党推崇大众直接民主，热衷于挟持民意搞街头政治，以激进手段表达不满和诉求，冲击现行政治秩序。

第三，否决政治使西方立法效率低下，司法难能公平公正。

柴老师认为，尽管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互制衡，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无法弥合社会裂痕。美国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前些年，由奥巴马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参众两院竟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特朗普上台是美国社会矛盾和政治极化的集中爆发，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他首次国会演讲的反响有天壤之别，一边是共和党议员全体欢呼，另一边是民主党议员集体静默。欧洲左、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虽大同小异，但左、右翼党派往往相互掣肘，议会成为角斗场，政治对立常态化。这导致西方国家，行政决策施政难，立法效率低下，司法难能公平公正。

三、西方政党格局演变的主要趋势

柴老师认为，西方政党格局演变的主要趋势如下。

首先，政党格局将更加碎片化。西方传统大党往往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左”和“右”为标识的政治光谱中打转，而民粹主义政党超越传统左、右分野，将国家和民族身份作为主要议题，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当下，西方执政党遇到民意寒流，主流政党思想混乱、力量下滑、风光不再，传统左右翼政党界限进一步模糊，由非政府组织演变而成的新型政党和边缘政党迅速崛起，不同纲领主张的多党联合执政、新兴政党与老牌政党共存共治现象增多，政党形式更加扁平化、松散化，政党格局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年轻人为主体、以网络动员为主要聚合方式、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Web 2.0革命”迅速蔓延，依靠社交媒体创建的网络党组织与传统实体党组织并行发展，甚至比传统党组织更具动员力。民粹主义政党、网络化新兴政党与民族、宗教、部族、行业等密切相连，民族利益、宗教信仰变成了政见分歧和意识形态争端，给西方一些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其次，强人政治继续发展。西方国家政治运作基本上是以政党为载体的，两党轮替、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石，政党制衡是国家权力制衡的重要保障，执政党和反对党定期实现角色互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钟摆效应成为常态。政党角色互换和相互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也会导致政府“短命”，澳大利亚在过去十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七任总理，各派政治力量相互掣肘，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对主要政党的信任程度出现下降成为必然。为改变国家治理的“无力”局面，许多国家试图修改宪法，加强总统和政府权力，一股威权国家和强人政治的潜流涌动。为什么毫无从政经历的商业大亨特朗普短时间内就能竞选总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更明白美国政治极化已是弊端重重，需要“强人”领导美国走向复兴，他那句“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口号喊出了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的心声。

第三，公民参与政治的形式趋于极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显，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情感隔阂，直接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不断，政府难以顺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西方国家，人们在试图更换领导人时，开始热衷于诉诸街头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选举。民粹主义往往以理想和激情代替理性，眼光局限于本民族和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无法提供系统解决资本主义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可行方案，其发动的街头政治只是自发分散的运动，只能加剧社会秩序混乱，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第四，传统政党进一步边缘化。随着两极解体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当今世界的左翼似七色彩虹般展开。由于指导思想多元，左翼缺乏一致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左翼替代”方案各执一词，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左翼各方力量合作难度增大。面对英国“脱欧”公投、难民、移民、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复苏疲弱等问题，欧洲左翼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相反，民粹极端政党往往以草根面目出现，声称是草根民众的代言人，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号召，以尊重平民意愿为旗帜，以煽动和动员大众为途径，反对精英政治，倡导大众民主，以资源公共化、发展可持续、绿色环保、直接民主等为口号，抢占道德高地和话语权，吸引越来越多的选民。一些赞同民粹主张的极左政党，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迟早会脱离左翼阵营，追随民粹政党而去。目前，欧洲左翼受到极端政党的空前挤压，民粹主义也成为左翼的最大挑战。

四、西方政党政治变化给我们的启示

柴老师结合西方政党政治的变化，简要谈了几点启示。

首先，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要突出党自身的组织特性和政治特色。

政党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利益整合与表达。政党既然是阶级利益的集合者和代言人，必须将其所代表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并形成自己的纲领主张，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也必须要合乎民意，代表民意。一个政党如果在复杂的利益体中起到了整合与表达的作用，就容易得到生存和发展，反之就会被历史淘汰。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应突出自身的组织特性，坚持民主集中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先锋队，应该发挥引领引导而非“误导”的作用。

其次，共产党必须代表人民利益，不能成为政治精英利益的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体现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第三，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要发挥政治引领和利益协调的作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始终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不能沦为政治花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要求。

通过此次报告，国际共运部的学者对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的特点、趋势及影响，有了更多的认识。此外，与会学者通过就新社会运动、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等问题与柴老师的交流，也对世界政党政治的新格局有了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