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近几十年来，中国和韩国都探索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两国也因此告别了近代以来的落后和贫困，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针对中韩两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及其成因，本报记者采访了韩国延世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白永瑞和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李贞澈。

韩国现代化具有东亚模式典型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何特点？推动韩国现代化的因素有哪些？

白永瑞：韩国现代化进程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差异不大。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产业化，1987年以后又并行民主化。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性、阶层性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逐渐出现。

李贞澈：韩国现代化是典型的东亚模式之一。依靠政府强力介入的后发产业化，通过对汇率、利率、物价等市场介入和价格干预，国家成功对投资顺序进行了有效调节等，这些都是产业化成功的原因。韩国民众习惯储蓄，民间储蓄率较高，政府以这一文化心理因素为基础，通过投资激励制度，允许企业获取相当于自身资产数倍的贷款，从而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此外，与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来减少实际工资的方法相比，韩国此前为降低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采取了多种办法减少劳动力支出，由此实现竞争性生产目标。这一过程伴随很多看不见的反市场措施，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韩国开始逐步转变为当前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如何看待中国这段时期的现代化进程？

白永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征是结合了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追求循序渐进的变化。具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并不稳定，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为落后。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这是当时中国政府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

李贞澈：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系统接轨的巨大试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价格控制型宏观制度、计划型资源分配制度和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改革开放开启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宏大改革过程，从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令人赞叹的发展成果。当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及收入差距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如何更好解决这一问题将成为中国政府今后的重要努力方向。

中韩现代化具有共同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哪些共同之处？如何解释这些共同之处？

白永瑞：中韩两国现代化进程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想分别强调一个外部特征和一个内部特征。

首先是世界经济秩序变化这一外部特征，即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新调整为两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由于西欧生产性增长放缓，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组和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在一定程度上因不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而衰微。与之相比，已逐步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顺应了全球化趋势而逐步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此外，东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性也不容忽视。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心的东亚新兴工业经济区，成为巨大的生产消费市场，中国也因地缘优势强化了与世界市场的广泛联系。

20世纪60年代，韩国与日本建交后，进入日本主导的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具备了成长为东亚新兴工业经济地区之一的物质基础。因此，中韩两国都具有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自主推进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中韩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内部特征则是两国人民的主动性。两国都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两国人民也有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

李贞澈：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因出口主导产业的外部指向性，即对外依存发展路径的本身属性，必然与世界经济兴衰周期和世界资本流动的趋势紧密相连。由于外部指向性的局限性，韩国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痛苦时期。

在经济因素之外，两国人民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20世纪上半叶，两国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使得两国人民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纽带。此外，与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不同，中韩两国人民更加勤劳朴实、更具协作精神。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韩两国政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如何看待这种作用？

白永瑞：中韩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即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富有活力的体制将诸多挑战成功地转化为资源优势，中国政府务实的治理能力备受关注。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被称为“有适应力的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点，是不断推进以变化为导向的“推进并把握”的风格（push and seize style），即中国拥有能够承受客观条件变化的资源和能力。就韩国而言，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进程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由于政治选举导致总统定期交替的制度特性，韩国偶尔会出现政治混乱。但除政治制度外，人民发动的社会运动起到了纠正治理错误及抵消现代化副作用的效果。这种人民自治的活力自1919年“三一运动”以来一直以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形态传承下来。

除了这些共同点和不同之处，我还想强调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即政府如何应对在现代化进程中规模逐渐扩大的超大企业的作用和影响力。特别是在政府经常换届的韩国，超大企业的影响力与政治权力的更替有关，因此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李贞澈：中韩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采取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两国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积极态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了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在韩国，政府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过程，经历了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长期对决。军人政府和旧精英体制在对决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由于与美国有着较为特殊的关系，韩国对外交安全状况非常敏感，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较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