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网转载者按：
这篇一万余字的文章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对事件以来的争议做一个从形式到实质的梳理，我们既可以看出作者不可小觑的知识功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特定的舆论氛围下维护自身中立立场的小心。对于作者列举的史料自然可以评判，然而我相信，作者从史学研究方法的角度作出的反思，应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努力。在此恳请读者能够以足够的耐心看完全文，因为这恰恰也是一个理性回眸的过程。
“他们丢掉了诸恶，那恶仍旧保持着”但这恶比原先的更要坏十倍，因为它（指后一种恶）毫不怀疑毫不批判地受到了信任。
——黑格尔《小逻辑》
郭世佑老师主持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在法大引起的震动不小，深感三博士学识渊博、慧眼独具、批判意识浓厚，郭教授谆谆长者风范者，想亦不少。鄙人虽不敢全然认同当日所有嘉宾之观点，但至少十分肯定郭老师对“知识分子应当保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之推崇。然而，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为何，吾生晚也，偏居昌平一隅，坐井而观天，着实不敢妄论。然而政法校园区区，四顾之下，窥斑见豹，看情况，郭老师与三博士之观点在法大众师生中还是有不小的市场的，即使算不得法大主流，也绝对是滔滔大流了。因此，遵照郭教授所告诫的原则，我亦在此处展开对法大这点主流的批判。在对郭老师和其他几位先生的辛苦表示感谢之余，也算狗尾续貂，推动争鸣的继续吧。
在此之前首先声明，自认为我不是所谓的“毛左”，对于毛的观点，虽不敢妄言如何正确，但却至少是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过后而非仅仅是个人情感喜好所得。毛泽东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毛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对于自己时代的问题所应负的责任，我从不否认和回避。但具体内容，则是可以在讲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争论的，但毕竟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篇幅所限，无法充分展开，敬希见谅。欢迎批评，但如果空给我扣个诸如“毛左”之类的大帽子而不加任何说明，则我实在是担不起，这样的回帖便免了吧。
一、方法谈
讲座的副标题叫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谈”，可是纵观整场讲座，在三位博士对毛泽东的分析评价中，除了邓文初先生从地理风水、人命关天衣食为大的角度谈了些方法之外，其他两位，除了一大堆并未说明出处、真实性有待考证的资料的堆积，以及紧随其后不见丝毫逻辑论证而满是诛心意味的结论，对于他们自已何以得出那些结论的方法，未着一语。因此，如果把三博士讲座中堆积的出处待考证的所谓内部史料除去，剩下的逻辑逻辑框架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毫无完整性可言的。讲座本身便大有偏题跑题文不对题之嫌。笔者在此处，是从方法的角度，对三博士的发言做一点分析。
几位先生的发言在方法上的问题有
1.所取资料可信度不足，在选取资料时，只选取对论证自己观点有力的资料，有时甚至不惜有意屏蔽阉割，而不对其加以丝毫说明与甄别。比如，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在此处，应当首先声明，我十分赞同当晚曹万成老师的发言中所提的，我们并不能以数字本身的加减来改变对饿死人这一事件本身性质的评价。但是，如果真要就几位先生发言中所提到的数字的真实性进行考量的话，则为什么几位先生只用杨继绳先生的说法而不愿意采用曾在国家统计局长期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的说法，或是论证分析并不弱于杨继绳的曹为平的说法呢？又如，解启扬先生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提到的梁漱溟与王实味，可是为何只是提到毛泽东与梁争论这一事件，而不愿意提及，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和梁的辩论，不论是在时间的充分性，还是在双方的话语权的平等性上，都远比当晚在阶三，几位老师众口一词，看似平和应对实际上却对质疑观点轻率指责、甚至连最后一些同学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整的时间都不给的做法，强上许多倍。（关于毛梁之争，可以参见孔庆东《向梁漱溟先生学习》）又，关于王实味，为何只陈述王被枪决一事，且并未充分提出与毛有何直接关系以及王被抓前后的详细过程，更不愿提及当年，事后得知王被枪决的毛泽东曾经雷霆大怒，拍着桌子向林伯渠要人的事情呢？是健忘么？还是有意掩盖不提？对毛如何评价，自当讨论，但几位先生以这种对资料渲染一半、掩盖一半的做法反毛，实在是太不高明。
2.以小事件遮蔽大历史，以小树叶掩盖大森林，以权术斗争的手段来掩盖政治活动背后的历史基础。在三位先生的眼里，似乎不论是富田事件，还是延安整风，都只是毛泽东为满足个人权力野心而进行的毫无原则性与正义性可言的混战，而全然不提一场大的政治运动背后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基础。先说富田事件，如果真的只是毛一手挑起，那又如何就连毛泽东早期上井冈山的亲密伙伴王佐、袁文才也被人秘密射杀的事实呢？或者说，在一群由小农所组成的队伍之中，除了毛，其他人都纯洁温顺如羔羊了吗？如果不是，又该看待一个被裹挟进政治斗争之中为求自我保全而不得不反抗的毛泽东呢？那晚的讲座上，那位北大毕业、现在在内蒙古从事法律工作的先生的提问，也许远比三位博士的发言更为客观、发人深省：“谁能保证自己在毛当时的情景下，不会做出毛的选择呢？”在头脑中以今时今日社会观念的水平，为毛所处的时代设定一个纯洁的环境，再把毛确实有可指责之处的行为放入其中，而凸显其恶，这样的方法，便很高明吗？再说延安整风，如果果真如几位先生所言，完全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毫无原则可言，其间满是血腥，必须要全盘否定，那又如何解释，延安整风前后，中共决策与组织水平的大变化？从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到后来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再到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幼年的中国频频摇摆于左右倾中间，不正说明其思想水平上进行提高之必要吗？延安整风正是立足于这一大背景而进行的，至于成果，延安整风过后中共思想与组织上的成熟便是证明。如果大家否认一个头脑幼稚经常犯错误的少年进行学习整顿提高的必要性，如果以学习整顿提高过程中手段方法上的局部问题来否认其整体的必要性与意义本身，以小事件之真实掩盖背后大背景之必要，以小树叶遮蔽大森林，则我对几位先生，实在是无话可说了。（我不讳言延安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于几位先生死扣到毛的头上的“逼供信”的做法，毛是大力反对的，对此作出的批示手迹，到今日还保留着，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
3.阴谋论的历史解读，大搞诛心之论。这一点在解启扬先生的发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看他关于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表述“从延安整风到批《武训传》再到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案，及至反右、文革，一浪接过一浪的运动，很明显，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看到，这种句式，先拿一大堆事实描述堆砌起来，制造出材料依据充分的假象，然后，不加丝毫论证，没有任何逻辑与事实必然性的，拿出“很明显，目的只有一个”这样坚定的语气来宣告自己的结论，我不知道，得到的“明显只有一个”的目的的解释，是私下与毛神交所得呢？还是由他独具洞穿里的双眼窥知，无奈我等实在太愚钝了，对于得出这个结论的最关键的环节的飘忽一过的简洁，实在理解揣摸不透啊。公正的讲，解先生得出结论的轻率与快速，丝毫不逊于被他万般斥责的毛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速度了。
解启扬先生上述不讲逻辑论证大搞阴谋论解读的方法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对毛手书赠与傅斯年的唐人章碣诗《焚书坑》的解读上。原诗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稍微熟悉此诗之本意者，都会知道，唐人本意，在于总结亡秦之教训，以为不改暴政，徒以焚书之法愚民弱民以消解其反抗之心，实在行不通，故焚书之灰烬犹热，而山东六国已经揭竿而起共诛暴秦了。刘邦项羽之辈，纵崛起草莽，并非文士，然反抗暴政之意，却是焚书所无法消解的。此诗所以为后人重者，亦在于此处之深刻。但是解启扬先生却断定，毛是借此表达对知识之轻蔑，对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傅斯年的嘲弄与侮辱。可是我左右琢磨，横竖细看，也实在不知道解先生以何高之法而得此解。当然，解先生完全可以说，对诗的解读是多样的，并无标准答案可言——这我赞同，可是即便如此，面对语言抽象模糊、意蕴深含而有很大自由发挥空间的古诗，解先生又何以能够断定自己的便是正确解读呢？解先生这种只凭只言片语便一语断定毛在引用此诗时，心意必然如何，又据此引伸出毛对整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如何,是不是更难免捕风捉影妄加揣度之嫌呢？我不知，当几位先生在讲台上，一面以长者姿态谆谆告诫台下听众要注意资料之充分、论证之严谨，又以自己科班出身所见资料甚多、研究甚深而指责台下提问者不讲事实、论证不足的时候，一面自己有重复着这样的毛病，是不是太滑稽了呢？
4.不分对象之具体话语环境，而胡乱比较，大有“关公力战秦琼，诸葛亮智斗刘伯温”之感。邓文初先生在发言中，一面据引黄仁宇先生“放宽历史的视界”来表明自己的准则，可是另一面，又何尝不是在犯不分语境，在小范围内作僵死狭隘根本不具有丝毫可比性的比较的错误呢？他以毛时代的农村政策，农村集体经济征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支持工业化，牺牲农民利益以致把农民“焊死”在土地上为例，来论述毛对农村、对农民伤害之大，我对邓先生这种深切关心农民生计积极呼喊的精神深表钦佩，我的生活经历亦使我十分认同邓先生对中国农村农民在毛时代所作奉献牺牲状况的描述，因而在相当程度和范围上我是可以接受邓先生的部分结论的。但这对部分的历史时段内的状况的描述，是否可以作为考评整个毛时代的唯一可靠依据呢？不管我们对毛时代的经济体制与发展状况有多少指责，必须承认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毛时代，中国成为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建成齐全的工业体系，独立掌握汽车飞机原子弹氢弹等工业、国防核心技术，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欲求自立自强之根基。（反面的例证，看看拉美，独立一百余年还处于经济上被半殖民政治动荡纷争的状态，正在于不健全不独立的工业体系所造成的依附性的经济地位）而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并不像我们当下的房地产开发商那样至银行贷款便可，只有从农业、从牙缝中挤下一点，作为工业发展的初始资金。诚然，这有不合情的残酷性，但是这更有合乎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必要的合理性。很无奈，不合情但却合理。如果没有这种暂时的牺牲支撑起来的工业化发展，又如何具备后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虽然直至今日这反哺与支持的力度还太不够）撇开中国不谈，看看西德，不也是这样吗？战后西德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战后西德的经济腾飞是以一代人的低工资支撑起来的，他们有像怨妇一般抱怨吗？没有﹗并非要否认那个时代对农民的剥夺牺牲所造成的问题，更不是要为当下依旧严重存在着的很不合人性的城乡差异做任何辩护，但是如果我们以今日物资发展充裕的条件下的眼光来看待那个遭受百年欺凌、残破不堪一穷二白的国家为求取稳固而长久的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必要的策略性的牺牲，如果我们以这局部和暂时的痛苦来否认经过这必要的阵痛来分娩出一个因为工业健全方得以独立健康发展的国家的必要性的话，是不明智的，更是不公正的。当这种不明智不公正的观念浸入了作为一个民族精英和希望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大多数的头脑中的话，是令人担忧的。德国人没有太多怨妇似的抱怨，德国的发展依旧是健康而又希望的。我们呢？再次借用一下邓先生所推崇的话——放宽历史的视界。
5.将一个政党整体组织结构中的问题与领袖的个人主张意愿混合，将决策者的主观目的与政策落实的客观效果无差别的等同起来，这一点，是第3点阴谋论的解读方法的继续。因为喜好搞诛心之论，对毛的个人动机的挖掘用力太深，形成惯性，便是不论何事俱从毛的个人动机找原因，以为完全因为毛的野心与残忍而发动种种政治运动，同时又因为毛的个人作用再加上当时民众的浓厚小农意识而酿成般般恶果。可是实际上呢？毛时代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到底仅仅只是毛一个人的问题，还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的物质思想水平所决定着的、因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的问题？针对我们的几位先生对毛进行指责的事件，我想补充几点作为参考。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底谁要负直接责任？当时担任全国整风反右小组组长的是——邓小平，划分确认右派的诸项工作，均是在邓的直接部署指挥下进行的。（作为例证，毛逝世以后的八九事件的处理方式，正是邓的这一工作思路的继续）大跃进的浮夸风，难道就只有毛一个人头脑发热吗？刘少奇于1958年9月16—18日视察河南时，大肆鼓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派人带着《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详见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致信六级干部直至生产小队长一级，要求“在十年内，高调、大话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假话一定不可讲”。可见，造成今天被我们指责的毛时代的主观问题的，绝不是只有毛一个人，毛的问题，也不仅只是个人主观动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农民革命起家的、小农占大多数的、封建意识残余浓厚的执政党，在领导一个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因而留下了深厚的封建思想烙印的国家走向现代社会时，稚嫩的躯体上，封建主义的旧疾病灶不断溃疡的问题。如果全然把责任全然推到其中的一个病菌（姑且作此喻）身上，既是苛责个别，更是会忽视了整个病灶的存在，因而在客观上延缓了对于整体病因的探究和对病症的治疗。
再说一次，我并没有任何为毛应负的所有责任做人和开脱掩护之意。我的观点是，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已经逝去的个人身上，解读的视角，仅仅局限在对毛的个人心理动机做阴谋论的注解上，不仅起不到任何通过历史批判推动现实社会进步的目的，相反，倒会模糊、忽视了更根本的、延续至今依旧有大影响的真正的批判对象的存在。偏转了我们批判的矛头，从而在客观效果上，只会构成对现实社会从毛时代继承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挥作用的事实做辩护。（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作具体说明）
如果，我们的批判眼光如几位先生那样，仅仅停留在对毛个人心理的争权夺利、喜好阴谋、出尔反尔的分析挖掘，以及对毛个人作控诉上，那么我想问，毛这个几位先生似乎公认的恶魔去世之后，中国的问题便没有了吗？不是，如前所言，毛个人身上的造成诸多问题的封建性因素，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依旧广泛存在的封建性特征的具体反映，如果只是孤立的考察毛个人的问题，则会掩盖封建主义的病灶依旧存在的事实了。即以现在最为人关注与诟病的政治体制为例，几位老师完全可以以喜好专权堪比秦始皇来作为理由，说明这套专制体制是毛个人主观意愿的结果。可是，如果毛当时身边是一群有着高度现代民主政治觉悟的人的话，毛是仅凭个人意愿便能顺利为之的吗？毛与毛所领导的中共，不一定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最有远见的水平，但却是当时中国最普遍因而在实践上亦最可行的水平。存在总有其实然状态的合理性，历史发展，总是通过每一个阶段环节不断展现、产生问题并不断被扬弃而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的过程。相对于后者而言，前一阶段或许确实水平很低、问题不少，但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趋向性的发展过程必经的部分而言，每一阶段环节却都是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与价值的。如果我们以后一阶段所达到的水平来否认前一阶段所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则未免太苛责前人了。就如年已二十的我们作为能说会写还可以用电脑的大学生却不会讥笑同一个自己两三岁时不会自己吃饭穿衣偶尔还会尿床为低级幼稚而加以全盘推倒——虽然我们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阶段，恰如今天的中国不愿意再回到毛那个时代一样。、
正因为毛身上所体现的问题断然不是个别，而是具有时代普遍性，所以我们才看到，毛去世过后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比如政治上的集中不民主，还在广泛的发挥着作用。在毛通过文革这一途径来寻求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在执政以后面临自我异化、打着人民的旗帜却有走向人民对立面之虞的预防和解决措施的探索，被毛身后的当权者们一概加以否定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疾的局面。毛时代干部有特权，却并无多少腐败，而对毛通过文革反对干部官僚化这一初衷也否定掉以后，毛时代所遗留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制度与后毛时代新开的市场化的资本联姻过后，作为今日中国社会一大毒瘤的官商勾结腐败、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已有目共睹。这些，是可以通过仅仅反对毛个人便能解决的吗？
二、现实
此次讲座的偏题，除了上面所述的方法谈之外，还有一点便是只谈历史而不论及现实。然而我所要反对的绝不仅仅只是几位先生再一次讲座中发言的偏题，更关键的在于他们对毛的个人功过（当然，关于功，我们在几位先生的发言中也没有听到，这与讲座题目中“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字眼对照，又是一处偏题了）历史满是道德正义感、持论甚高的评论，相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批判主题的偏离，以及在事实上所造成的对批判矛头的调转并在相当意义上恰为现状知不合理做辩护的客观效果。
前面已经提到，至少有一点我们否认不掉，那便是我们从毛时代继承的政治遗产，到今天仍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似乎还是不够的。在此，我想从债权和债务的区分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所谓债权，就是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的、在后毛泽东时代被加以改正的问题，在事实上构成了改革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基础，也就是后毛时代对毛时代的债权。比如，我们今天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的时候，总喜欢先搞一个对毛时代印象化的描述来反衬自己，如经济上效率低下，对外闭关自守、文化专制而单一，等等，更加凸显了改革开放过后的党和政府的伟大。至于债务，则是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存在、在后毛泽东时代依旧甚至更严重的存在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执政党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做造成的亏欠，比如政治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
分清楚这一点的好处在于，使我们比较较好的理解，为什么貌似都是以一副批判社会主流价值观（至少是官方所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的面目出现，同样是在素以包容、开放、自由而著称的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先生会与滕彪萧瀚先生的处境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已然很清楚了：郭世佑先生看上去大义凛然的对毛时代的批判，实际上不过是从债权的角度，论证了今日政府相对于毛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对于这样一个无偿为自己讨债的角色，我们的政府当然是很欢喜了。因此看上去与执政党话语格格不入的论调，实际上却是形成了某种默契。而滕彪萧瀚诸先生则不然了，不仅有对毛时代的激烈批判，还有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有力抨击，在维护了后毛时代对毛时代的债权之外，还大力为社会公众讨要从毛时代便已欠下的、但到今日执政者犹未归还的债务，这种向自己逼债的不识趣的人，当然为当权者所不喜了，所以同样看上去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者，滕、萧先生在法大的境地可就差远啦，只好面临“被下课”的命运了。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批判姿态，在客观效果上（我不敢、更不屑以阴谋论的解读方式来追问主观动机，只是陈述自己所看到的客观效果）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当权者最积极的辩护人与最默契的配合者。
客观上的辩护与配合还不止于此，还表现在几位先生对中国当下有所回温的毛泽东热的简单否定的态度上。如果仅仅以今日中国依旧存在大量头脑封建、渴望再出一个皇帝的小农思想的人（如解启扬先生语）来对毛泽东热作解释的话，实际上恰恰是对这股社会思潮背后反映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与合理利益诉求的回避与抑制。是的，我不否认今天对毛泽东怀有浓厚怀念情结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社会底层；我也不否认，在他们的头脑中，确实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封建因素而远不及在大学课堂上侃侃而谈的先生们修养之高、学问之广；我更不否认，也许他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毛的了解，远不及几位先生之细致深入，选择毛作为自己的怀念对象确实有点太不明智，可是，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简单否定掉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这群处于社会底层阴暗角落的人，所遭受的压迫、剥削、欺凌、不公，却是我们许多在眼光明媚的大学校园里高谈阔论的人所没有经历甚至无法设想的，他们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的先生一样细致考证毛在何时何地说过的每一个字，但是他们所处的正在遭受压迫与不公的现实，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有尊严的、有着与我们几位先生一样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和追求的人，却使他们有必要拿起一面旗帜为自己合理的、当却在事实上被压制的利益做呼喊。在他们那里，毛不是作为一个被他们进行繁琐考证的对象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符号存在。（几位先生在此处的发挥是这样的人头脑简单，受了毛的宣传机器的蒙蔽，充满了奴性人格，但却忘记了毛的两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正是对这状况最好的注解，因为即便是奴隶，即便是头脑中仍旧有封建观念的奴隶，在遭受压迫时表达自己呼喊和要求得到合理利益的权利，也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所谓“现代人理念”的幌子下漠然无视与轻率否定。或者，借用当日胡尚元先生的观点，民主是所有共和国公民的民主，而选择自己的旗号为自己的合理利益做呼喊，不过是这权利的一种具体途径。我倒以为，有些人恰恰是“举着民主反民主”）
我们不应忽视，毛时代虽有特权的粉刺，却绝对没有如今日中国一样由特权和资本的结合而造成的腐败的大溃疡。毛对公平的追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去一趟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便可以理解，为何在那些进京告状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中间，还有人佩戴者毛主席像，看看唐福珍自焚的惨状，便可以明白，为何在武汉还有一帮钉子户在墙上贴着毛泽东像陪自己维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因为造成他们个人合法利益受损的体制正是从毛那里建立并延续下来的）。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虽然并不全然赞同滕彪萧瀚诸先生对当下中国的所有主张，但却一直从心底视其为真君子。因为，滕彪先生虽激烈反毛，但却一面深入不乏信仰毛泽东者存在的上访村做调查维权；萧瀚先生虽力主全盘反毛，但在遇到邓玉娇案这样和其他在拥毛旗帜下所表达的一样的不公的时候，挺身而上，持续关注呼喊以求其公正解决。相较之下，我们讲座上的几位先生，不问形式与质料、外在的旗号与内在的诉求之别，简单的对当前的毛泽东热做一泛化的评价和否定，把拥毛的洗澡水（至少在几位先生以为，拥毛肯定是洗澡水）和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娃娃一齐泼掉，不仅有失学术探讨最基本的严肃精神，在实际上，更是对当前具体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的漠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合理诉求的扼杀压制，对造成此问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的辩护。
综合以上两点，不难发现，几位先生对毛的大利凛然的批判（方式和对象）在实际上的后果怎样。以拥毛者愚昧封建的评价对毛泽东热背后所体现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的扼杀，实际上是在对现状的不合理做掩盖与辩护，以反毛的形式不断阐明当前执政者对毛时代的债权，维护其政权合法性过后，不问自毛以来便一直对人民欠下的、至今犹未偿清的债务，实际上，不过是要我们在对比毛的时代过后，获得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繁荣和谐的整体印象和满足感，而放掉对当前社会问题继续追问的权利和动力，这在实际上，不过是要再度培养我们的奴性人格。以毛时代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成果做根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不过是可以哄骗我们更好的形成错觉，安于暂时做稳奴隶的状态而已。因此几位先生所作的所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是真批判呢？还是假批判？是对一个死人的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批判呢？还是对于无数活人继续在经历的社会现实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的批判（有类于滕彪萧瀚所做的）呢？
我以为，如果以对一个死人的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以阴谋论贯穿始终的不讲逻辑的批判，如果在事实上，只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终止对现实社会的千万活人仍然在遭受的苦难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的批判的作用的话，只是起到了让活人们对比死人所在的时代而获得满足感从而形成安于现状的奴性人格的效果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从客观效果上来说是无益的，从事这种清谈式的批判的批判者本身，亦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不管他们是以多么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面目出现。
三、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
前面所言，不论是方法论，还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与历史，加起来都还不是批判活动本身。如果要更全面一些的话，还应当对批判者自身做一点分析和批判。当然，在方法上，那种搞阴谋论的追问个人动机的手法我是不会、更不屑用的。
有人说，偶像崇拜是一种复杂的情结，它交织着对崇拜对象的爱和惧，献身的狂热和亵渎的快感，因此往往，制造偶像崇拜最狂热的人，亦是日后砸毁偶像最积极的人。在中国，曾经被人捧上神台的毛泽东，今天正逐渐走下甚至被摔下神台，经历着偶像崇拜的第二个阶段，即被砸毁亵渎的阶段。但是，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心理是交错着的，所以，从正在经历砸毁亵渎曾经的偶像阶段的人对曾经的偶像的态度，也可以大概窥知这种人暗含的、在偶像狂热的阶段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种心理。费尔巴哈说，宗教不过是人自己形象的反映，此语不虚。今天对毛的解读，除去那些有理有据有论证的学术探讨之外，那些贯穿阴谋论的歪曲诋毁，不过是持论者自身的心理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罢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情趣和话语结构也正在对对象的解读批判中得以展现。有个笑话说，一个乡下农民进城，遇见一个宫里的太监，便问道：“皇上皇后们是不是每日都吃油饼喝豆浆啊？”这倒也真的怪不得人家，对于一个生活在乡间往往食不果腹的农民而言，吃油饼喝豆浆也许便是他能够想象的对皇宫生活进行解读的最高范畴了。坐井观天，井口也确实只能是青蛙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范围了。其实，不论是农民还是青蛙，其实都是很诚实的，都忠实的运用着自己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范畴对对象进行着解读，虽然结论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但却至少在一次以自己论证了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的合理性。然而天却永远不会因为井底之蛙的一家之言而真的缩小如井口般大小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那天讲座上，三位先生中，也有人承认自己与毛一样，身上有还很厚的小农意识。但具体内容与体现，则语焉不详了。略微说一点私人的信息，主讲的三位先生中，有二人均与我是老乡，老家所在地都不远，乡村生活环境、观念氛围，相似之处颇多。因此在此处，便借用一下当日邓文初先生运用得很精妙的风水地理的分析方法，结合个人对家乡环境的理解，来对我的两位老乡主讲人为何得出自己的结论做一点分析。
我与二位先生成长的环境，都是在江淮之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最发达、因而封建观念与小农意识最浓厚的区域之一，而这种观念的最突出的代表，便是权力崇拜论和权力万能论。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两个对人的假定：人可以为了万能的权利不择手段进行追求：掌握到手的权力可以万能的完成其拥有者一切主观动机。这样的假定，他们也充分运用到毛泽东身上了。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为了追求绝对权力的毛是不择手段、阴谋迭出的，掌握了绝对权力过后的毛是可以任意完成自己的意愿的，因而毛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是应当彻底推倒万能权力集于一身的毛个人头上的。在这个从不经论证的假设出发所构起的逻辑框架之外，再找点所谓的“史实”，按照前面所分析的方法加以注解，便能够得到一系列高论了。所以，能够对唐人《焚书坑》诗做出那样匪夷所思的解读，毫不值得惊奇。马克思说，人总是在对象中体现自身的，在毛泽东这个分析批判的对象身上照见的正是批判者自身的影子。
当然，我在此处，并不是要再次用阴谋论来解释几位先生，其实，又何尝只是台上的几位先生呢？那日台下在座的五六百同学中，又有多少人不是仅仅只为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去的呢？除了对话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于曾经被捧上神台的最高权力象征的毛，对曾经在正统教育观念中被灌输了太多观念化的评价的毛，所体现的猎奇心理罢了。而这，不过是曾经以有过的权力崇拜的变相的体现罢了。讲座现场，我们对于几位先生贯穿阴谋论的解读，以及奋力抖露出的出处有待考证、但对大多数同学而言格外新鲜的材料，还有故作惊人之态的看似惊世骇俗的结论，表现出的不加任何分辨的认同与叫好，对提问环节中提出质疑的同学，哪怕是材料出处在明确详细不过的反驳，也故意唏嘘不耐烦。这不也正是对曾经在正统教育中被捧得不低的毛进行亵渎的欲望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满足感的最好说明吗？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不过是同一种精神不独立、人格不健全的心理的不同表现罢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毛时代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最狂热最积极的人，往往也是在后毛时代反毛最彻底最起劲的人。不管他们外在的行为如何变化，内在的独立批判精神的缺乏，和拒绝对自我进行反思生怕揭露出自己精神中的阴暗面的恐惧心理，以及在对外在的偶像的制造或砸毁的行动中转移对自己进行反思的意图，都是一贯的。再次强调一下，我并无拒绝对毛进行反思批判的意思，毛的缺点、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应当否认。但我所不满现实者在于，许多人今天对毛的态度，不过是同一种奴性人格的不同体现。在这个反毛之风大盛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台慷慨陈词几句，表明自己多么思想独立、全然脱离以前教条的毒害了。而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总喜欢通过把别人推倒道德的审判台加以审判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得道德拷问的豁免权的人，越是在对别人进行审判时表现得高尚纯洁无比，在实际中的行为就越值得疑问。
《圣经》上说了个故事，说当年耶稣经过一地，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妇人，要用石头将其砸死，因为她与人通奸。耶稣便对众人说，你们在场的谁可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可以将她砸死。对毛泽东进行绝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今天的中国，也确实还很困难。在这里，我很欣赏钱理群先生的回答，当笔者问及他如何对毛进行评价是，他说，自己对毛的印象感受太复杂，今日所处环境，也还留有好多毛的影响，因此很难谈得上心平气和的评价，因此不便多论。我并非要求许多人因此便放弃对毛进行分析评价，更不是要对毛的问题和失误做任何掩盖。但是我真诚的希望，今天对毛的关注分析，不要在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和对曾经的神圣形象进行践踏所获得的快感之外，别无他物；不要以对毛一个死人的这种批判替代和转移了对当下千万生者所仍然遭受的苦难的批判；不要以对别人的道德审判作为逃避和拒绝自我反思的借口。我真诚的希望，举着我们法大人所推崇和珍视的自由探讨的旗帜进行的对毛的研究批判，不要在推翻毛的已经逝去的因为权力而构筑起的权威之后，又让另一种新的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态、举着学术的牌子的权威和偏见，被我们不加怀疑的拿过来，再度占领我们的心灵施放阴霾，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引用的黑格尔话所说的。我写本文的目的正在此，所有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唯一要求，在于充分讲理，而不要动辄以师道尊严的大帽子压人，毕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至少我希望，我这些稚嫩的观点不要因为部分词句上的不谨慎而造成老师们以为我有对其不尊之意，纠结于此而破坏了真正探讨问题的兴致，实在是不值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