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作家文摘》上看到长平先生一篇题为《白毛女嫁黄世仁的禁忌》的文章。文章写得虽然曲曲折折，很不明快，但仔细一琢磨，意思还是清楚的。即是说，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忌”应该打破。就是说，白毛女可以而且应该嫁给黄世仁。

如果这是长平先生个人私下的看法，那是他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但现在是长平先生写了文章，想用这种观点来影响读者，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尽管不会像长平先生所担心的那样，有人会“呼吁公权力制止和惩罚”他，但别人总该有表示不赞成的权利吧？要是对长先生的主张只能说“是”不能说“否”，那长先生岂不是又制造了新的“禁忌”了吗？

的确像长平文章所说， “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最近成为新闻热点”了。其实也不是“最近”，老早就有人炒作这个问题了。多少年前就有人提出，黄世仁逼死杨白劳并不错，因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2006年又有文章为黄世仁平反，说黄有三妻四姜，有的是泄欲的工具，决“不可能”强奸喜儿；喜儿嫁给黄世仁是她的造化，是她家发财致富的捷径。直到最近，又有媒体传出，一位资深的编辑认为，喜儿嫁给黄世仁“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年来这么多人关心黄世仁，要为他平反昭雪，为他锦上添花再找个小妄呢？这恐怕只能从社会存在中去找原因。近年来，社会上在出现许多穷人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富人，于是也便出现了“傍大款”的女人和男人。其中有学问的男人们一齐为大款们说好话，有姿色的女人们便向大款们献媚卖笑。一位作家创作了小说《学习槐花好榜样》，把个卖身傍大款发了大财的农村姑娘写成带领全村发财致富的大英雄。既然槐花姑娘们靠傍大款发了横财，为什么喜儿不可以嫁给黄世仁呢？既然当代的有钱人都那么优秀，历史上的有钱人如黄世仁之类怎么可能那么坏？这正是，为了歌颂当代的有钱人，必须肯定历史上的有钱人，于是黄世仁的恶行必须平反，经典作品《白毛女》必须颠覆！

想来长先生不会不知适，、黄世仁是个艺术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个别和一般的统一。认为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不只是对一桩具体婚姻的看法。这里涉及对许多地主即地主阶级的看法，涉及对推翻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看法，进而也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是早就有人主张“告别革命”吗？其实在他们心中，岂止“告别”而已，本来就不该革命。既然黄世仁逼债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不就成了“非天经地义”的了吗？

长平先生认为，有人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说法“还有偷吃禁果的感觉”，这是因为今天“仍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还有很多‘神圣’的事情”没有推翻。不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打破了许多禁忌，例如打破了原来对马列主义理解得不准确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打破了原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若干条条框框。但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要打破。不，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打破，不能推翻的。例如今天，我们可以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不能破除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可以打破单一公有制，但不能破除公有制为主体，更不能认为历史上的剥削和压迫都是正义的。任你怎样打破“禁忌”，黄世仁们的罪恶、他们同杨白劳、白毛女们的矛盾，都是抹煞不了的。因为这些都是符合现实和历史实际的，是真理，而不是什么“禁忌”。把这些统统当作“禁忌”予以打破，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禁忌”了，实际上是又回到了另一种“禁忌”里，例如回到了“剥削压迫是天
经地义的”， “剥削制度将永世长存”等等早已被历史的火车头碾碎了的“禁忌”里。